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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的拉比摩西·以瑟利斯（MosesIsserles，1525—1572）本身就是一流的天文学家，仅仅因为研究了古希腊的科学，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唯一一部用阿拉伯语书写的理论天文学著作出自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之手，即约瑟夫·伊本·纳米亚斯（JosephIbnNahmias）于1400年完成的《世界之光》。
根本性的创新在书中无处可寻。
现代早期，几乎没有犹太天文学家支持哥白尼。
布拉格犹太人大卫·甘斯（DavidGans，1541—1613）不仅撰写了一部系统性的天文学著作，还与布拉赫和开普勒保持通信，但即使是他也不认同哥白尼。
唯一的例外是下一代当中的医生约瑟夫·德尔美迪戈（JosephDelmedigo，1591—1655），他曾在国际化的克里特岛居住并在帕多瓦接受教育，但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学说仍被他视作假设。
他说，绝对真理只在上帝之手，在《启示录》中。
只有等到犹太式的启蒙和解放运动哈斯卡拉[81]之后，犹太人才参与到伟大智慧的对谈中。
众所周知，他们为科学讨论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蜡之语
有些人对科学持敌对态度或公开反对高深的知识交流，但他们并不能仅倚仗《圣经》经文就令人信服。
《圣经·旧约》、《圣经·新约》以及《古兰经》中，有许多相互矛盾、几乎可以随意阐释的表达。
上帝在《圣经》中威严地说“让大地臣服于你们！”
但摘取智慧树的果实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两者相互抵触。
“如果我们无视上帝的应允进行太多的研究，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就会变得混乱，这样我们就会失去真实的判断，去触摸那棵被禁止触摸的分辨善恶树，就像魔鬼曾经设下的圈套”
，方济各会主教博纳文图拉在13世纪就这样劝诫世人。
一边是宗教启示录，一边是人类追逐利润、渴望新知，想挣脱神秘的虔诚和信仰，它们之间的局势非常紧张，这种矛盾主要是因为，宗教从一开始就全部知晓，而科学想知道不知道的东西。
皮特·马特·德安吉拉提醒道：为了追寻真理走得太远，可能会像伊卡洛斯一样折翼坠落。
但是认知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危险的“太多”
又从何处开始——神学、教会、虔诚信徒和怀疑论者的答案截然不同。
他们并不是一定要反对科学。
天主教学者在自然中搜寻上帝的标志，伊斯兰教中的“伊尔姆”
（Ilm），即“知识的渴望”
，也被理解为探究自然，这是真主安拉所写的书。
但《古兰经》第27章强调，只有安拉知晓隐藏的知识。
这样的论断为反对钻研科学的人提供了弹药，这些人拒绝提倡理性精神的穆尔太齐赖派，也拒绝阿威罗伊式的观点，如一条圣训所言：“最好的话是真主的话，最好的意见是穆罕默德的意见。”
“最糟糕的是创新，每一次创新都是一次误导，每一次误导都会点燃地狱之火。”
但是，人们并不能认为伊斯兰教教义可能为所有自然科学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先知自己就呼吁人们进行钻研：“搜寻各处的知识，即使它在中国。”
他这样鼓励他的追随者。
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Beg，1394—1449）在撒马尔罕设立伊斯兰学校，并在墙上写道：“追求知识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
兀鲁伯本人就是一流学者，他命人建造天文台，让撒马尔罕一度成为数学和天文学的世界中心。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想要证明《圣经》和《古兰经》与现在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致的，这种行为往往显得滑稽。
例如，穆斯林释经学者认为，《古兰经》里经常强调安拉的一个特质就是“不可改变的神圣习惯”
，这其实就是在阐述自然法则。
因此，真主每时每刻都创造特定的状态。
一个物体燃烧，不是因为它被火点燃，而是如安萨里的教诲，因为安拉不断创造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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