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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革命时期，教会和国家的联盟都坚不可摧。
沙皇随身携带《圣经》。
但西格蒙德·冯·赫伯斯坦惊讶地记述道，神父要服从世俗判决。
沙皇只需寥寥几笔，便可以让不顺从的牧首卸任。
1551年，同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伊凡四世主持了一个宗教会议，他禁止修道院接受遗产捐赠，以遏制庞大的教会资产进一步扩张。
伊凡走向极致的独裁统治，这给俄罗斯留下了未来统治者的典范，同时也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他甚至把贵族看作自己的“仆人”
。
他的继任者们像他一样统治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这里就像一个庞大的庄园。
他们与贵族结盟共同对付人民，最终，民众更习惯于对人进行严酷剥削的机构和它们钳制众生的秩序，也没有动力追求不可估量的混乱的自由。
这样一来，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这个帝国，在思想上不懂变通，又没有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世俗科学，更谈不上实现技术创新的能力。
直到18世纪才出现“现代”
的知识分子。
困扰拉丁欧洲的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争论完全没有出现在莫斯科公国，古老的典籍几乎完全不为人知。
像外交官费多尔·卡尔波夫（FedorKarpov）这样懂得鉴赏荷马、西塞罗、奥维德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物，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少见。
俄罗斯文学遵循拜占庭传统，几乎全是学识渊博的僧侣的著作，它们讨论宗教主题并用精致的修辞手法讲述圣徒、英雄和王侯的生活。
能与拉丁欧洲标准相当的批判史学完全不见踪影，俄罗斯的编年史家在莫斯科的崛起和王朝的辉煌中找到撰写史书的目的和顶峰。
1550年前后修订出版的《治家格言》——一本写给家长的书，指导东正教徒的家庭生活——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绘画领域也保留拜占庭风格，显示个人特征的肖像到17世纪末才出现。
对西方的开放则缓慢进行。
尽管莫斯科渐渐从半个欧洲获得了技术和学识，对外贸易在增长，人口也在增加，但经济模式几乎没有变化。
即使在中世纪晚期，人们的货币仍是皮毛而不是硬币。
广袤的土地让俄罗斯人对土壤不甚珍惜。
有人说，农民就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放火烧林然后安顿下来，如果土地不够肥沃，就迁居别处。
根据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观点，俄罗斯的农民具有“让土地荒芜”
的独特才能。
俄罗斯很晚才犹豫不决地实行农田的三年轮种法，比欧洲中部晚了几百年。
因为缺乏富饶的牧场，加上冬季太漫长，动物得不到充分的喂养，所以俄罗斯畜牧业的发展一直很受限。
如此一来，肥料也非常匮乏。
俄罗斯没有大城市，也几乎没有需要养活的市民，所以这里也无法刺激市场生产和新设备、新技术的开发，不然土地产量本可以得到提升。
磨坊是拉丁欧洲经济繁荣的引擎，在16世纪末才辗转传入莫斯科帝国，比遥远的西方晚了500年。
这里缺乏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几乎找不到大胆的企业家和开明的知识分子。
这个国家在彼得大帝（1689—1725年在位）的驱使下才开始寻找解决方法。
他的需求，也就是说财政部的需求——决定了所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这个帝国跌跌撞撞地进入现代，而且身无长物。
因此，我们要谈谈拉丁欧洲边缘的第二个大国：奥斯曼帝国。
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病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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