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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德·贾梅士（LuísdeCam?es，约1524—1580）的《葡国魂》成为民族史诗，类似葡萄牙的《埃涅阿斯纪》：为瓦斯科·达·伽马和其他伟大船长探索世界的航行谱写了一曲赞歌。
“波兰的贺拉斯”
扬·科哈诺夫斯基（JanKoowski，1530—1584）是龙萨的笔友，也熟知意大利典籍，他模仿薄伽丘风格创作了一些诗歌和故事，但用的是波兰语。
在荷兰，与其对应的人物是亨德里克·斯皮赫尔（HendrickSpieghel，1549—1612），他认为自己是母语的捍卫者。
直到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才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学者圈子，他们致力于推广德语——他们也反对三十年战争对祖国的分裂和破坏。
爱国情怀在意大利也正式萌发。
乔尔乔·瓦萨里的《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平描写》（又名《艺苑名人传》）于1550年在佛罗伦萨首次出版，是艺术史上的一座纪念碑。
这本传记的字里行间都在诉说意大利，更算是托斯卡纳自我意识的展现。
这是个有天赋的民族，想象力闪亮、创造力无限，为世界开辟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时代，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作者深表自豪。
佛兰德斯画家卡雷尔·范曼德（KarelvanMander，1548—1606）也以同样方式来描绘尼德兰的杰出大师。
从扬·凡·艾克和胡伯特·凡·艾克两兄弟的传记开始，范曼德在1604年出版的《画家之书》中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他的许多同胞都在起居室里挂上刚刚抗争而来的新国家的地图。
正如所论证的那样，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16世纪，一种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划界方式逐渐流行起来：用精细的线条来界定国家边境，定义国家的区域和形状。
权利和特权相互交融，构成一块地区。
故土的救星和英雄的古老族谱继续被书写，但信仰、王位和自由的战斗带来新的英雄。
法国的亨利四世、英国的德雷克、威尼斯的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迪诺（Mariadino），以及为了保卫塞浦路斯而被土耳其人活活剥皮的人，这些英雄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人们在著名的教堂里安葬他们，或为他们竖立纪念碑。
例如，尼德兰人将威廉·范·奥兰治安葬在代尔夫特的“新教堂”
，用一首“威廉之歌”
称颂他“忠于祖国直到死亡”
，后来这首歌成为荷兰国歌。
布拉加迪诺的墓位于威尼斯的圣乔瓦尼·保罗堂，亨利四世在圣丹尼斯安息。
不是所有的伟人都在死后回归故土。
人们在巴拿马附近某片海域为德雷克举行海葬，路易·德·贾梅士一生喜好冒险，后死于瘟疫，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一处乱坟岗。
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
瑞典的民族英雄是古斯塔夫·瓦萨（GustavWasa，1496—1560），他在短暂的战争后瓦解了卡尔马联盟，让他的国家摆脱了丹麦的统治。
古斯塔夫死后虽然纷争不断，但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
铁、铜、木材、沥青和焦油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材料让瑞典得以保持海上实力。
出口到荷兰和英格兰的货物所带来的利润填补了新王朝的金库，外国企业家——尼德兰人、德国人和瓦隆人——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资本和信贷。
在内部，瓦萨王朝与教士、市民和农民合作，对贵族利益非常不利。
相比较来说，瑞典的阶层之间有很高的流动性，国家也主动扩展教育体系，瑞典因此成为欧洲“先驱国家”
的一员。
跟所有邻居一样，它也想寻找古老的身份。
别的地方追寻的身份有特洛伊人、条顿人或巴塔维亚人，瑞典认定的是曾经统治半个欧洲的哥特人。
15世纪中叶，他们被发现是瑞典人的祖先。
在这个午夜王国，对考古学的兴趣出现得比较晚。
直到三十年战争期间，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Ⅱ.Adolf）才意识到这一点，并在随后任命魔法师、神秘主义者和符文研究员约翰内斯·布罗伊斯（JohannesBureus，1568—1652）为“王家古董商”
，让他掌管所有的符文和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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