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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加入了激进分子这一方。
他发表反对独身主义的演讲，后来自己付诸实践举行婚礼。
教士们受到攻击，僧侣们离开修道院，圣像画和雕像堆成柴火堆并被付之一炬：一场革命的成功总是首先在摒弃旧仪式和废除旧崇拜物中得到实现。
卡尔施塔特和他的追随者净化教堂是为了拯救灵魂，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们要以“正确”
的方式尊崇天父。
即便对圣像画和雕像的崇拜最终也不过是偶像崇拜，这是魔鬼乐于见到的。
此外，艺术可能会妨碍人们专心致志地虔诚敬神。
路德呼吁的思想宗旨被这般滥用，他人虽在瓦尔特堡，忧虑却越来越重。
他马上意识到，激进分子如此利用他的计划，让他的规划受到了威胁。
他先是向世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警告他们面临的动乱和愤怒；1522年春，他回到维滕贝格并成功地平息了局面。
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一直保持谨慎，并顾及弱者，而不是用胁迫达到目的。
他坚信上帝的话语是不言而喻的。
他一再强调，世俗权威应该服从上帝。
卡尔施塔特现在和路德一样被逐出教会，他逃离维滕贝格，然后逃离萨克森公国，等待他的是颠沛流离的辛酸生活，但他在去世前在巴塞尔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教授生涯。
他不是左派，人称“茨维考先知”
的三位从故乡被驱逐到维滕贝格的牧师也不是左派。
受牧师和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üntzer，约1490—1525）的影响，这三位牧师找到了一种神秘的不需要牧师和圣经学者的信仰。
他们也拒绝婴儿洗礼。
路德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魔鬼的诞生，他们侍奉魔鬼，企图摧毁刚刚开始的改革。
因此，他拒绝了“假兄弟”
的教诲，并确保他们不得不离开维滕贝格。
当时苏黎世发展出另一种改革方式，俗人教士乌利希·茨温利（Huldrigli，1484—1531）深受人文主义和苏格兰经院哲学的影响，他传播路德思想，称路德是“归来的以利亚”
。
1522年斋戒期刚开始时，茨温利目睹一群人食用香肠，他的在场就意味着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他因而与罗马传统决裂，这被看作基督徒自由的征兆。
通过两场争论，茨温利说服苏黎世议会通过了他的计划：教会改革，征用教会财产，废除圣体圣事、圣像画和独身主义。
议员和牧师组成了一个婚姻法庭，很快就负责监督所有风俗和道德事宜。
这个法庭得到越来越多的授权去反对**、过度饮酒、赌博、跳舞等烦心事，支持路德的许多城市也这样折磨市民阶层。
宗教改革提供了手段，让市民的救赎变得更神圣一些，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上帝的赐福，避免遭受瘟疫或饥饿等惩罚。
茨温利和路德推崇的释经原则在信仰问题上也未带来新的确定性。
不过，经文与传统、宗教会议决定和教皇谕令之间不再有什么联系。
路德从《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得出结论，权威也需要顺从。
权威的王国和上帝是两回事，奥古斯丁如是说。
路德只允许人们从狭义上反抗世俗政权，而路德为自己的良心所留的这些余地，也敌不过更仔细的阐释。
他自己怎么去反对皇帝、帝国和教皇的呢？答案是：路德误以为末日将临。
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他就批判教皇是末世的敌基督者，这一观点很快在新教教徒的出版物中广泛传播。
“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和毁灭者”
表现得像是使徒的继承者，而他的统治与新教徒之间就如同基督与路西法、天堂与地狱。
如果真把罗马教皇确认为基督的最后一个敌手，那么通往永恒之门必须大开，由此引发了不同教派之间无惧生死的争论。
再者，哪怕所有的权威都要遵令服从，人们也可以对敌基督者发动战争，不需要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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