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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甚至想要比路德更严格地根据《圣经》建立新世界。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通过呼吁“内心世界的禁欲”
为特定的资本主义强制性道德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在文中指出加尔文教徒的身份与资本主义思维倾向的相近之处，论文最准确的一个核心观点可能在于，改革的所有变体形式以及天主教会的反击运动通过相互竞争，共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纪律化。
不是加尔文主义，而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基督教促进了拉丁欧洲“资本主义精神”
的产生。
欧洲相对开放的竞争团体都有强大的构造力量，团体内出现的思想空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抵制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升级同样也为思想创造了空间。
加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功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他的学说可以抵挡随着即将到来的现代一起出现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它们甚至能够让全能的上帝重新有所动作。
加尔文的上帝甚至比柏拉图的抽象概念更加伟大，但他也把个人命运看在眼内。
由于这种矛盾性，加尔文主义也成为一种现代宗教。
加尔文的神学转折点到底是从他的哪些个人经历和创伤中获得了动力——母亲的早逝，还是与努瓦永座堂咨议会的小小冲突而拒绝以基督教仪式为父亲下葬？——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显然，加尔文一生都是一个流亡者。
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神学才如此直率生硬：这是对生活的回答，就像所有宗教一样。
加尔文曾经徒劳地想要赢得弗朗索瓦一世并让他成为支持改革的另一位“‘英明者’腓特烈”
，《基督教要义》就是献给这位国王的。
然而，在法国仍然是天主教独大。
国王的名望不是源于战争，而是他对艺术和科学的扶持：他资助列奥纳多，建造香波堡和枫丹白露宫，这是出自一队出色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之手。
他设立图书馆、赞助“三语学院”
，即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后来发展成为法兰西学院；除了拉伯雷和依纳爵·罗耀拉，加尔文也是这所学院的知名校友。
所有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枫丹白露“终极之所”
的游行和节庆标志着国王的绝对权力。
当时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活动不过是毒品，用适当的方式让人们顺从。
在四场对抗皇帝的陆地和地中海战争之后，政治版图的变化却微不足道。
自12世纪起，法国国王就拥有“基督教全境之王”
的荣誉称号，弗朗索瓦继承先祖头衔，就连与奥斯曼人立约，他也无所畏惧。
1544年，克雷皮和平谈判为他和查理五世两位统治者之间——如前文所说，与哈布斯堡结盟的亨利八世也在场见证——的决斗画上了休止符，弗朗索瓦把他对意大利的野心远远抛下。
为此，皇帝放弃了对勃艮第西部的野心。
然而据载，法国王太子在签署和约后说，一旦他即位为王，他并不打算容忍和约中的损失。
查理五世可不只是想成为在各方之间斡旋调停的主持人，他的野心不止于此。
如果皇帝的权力不足以保护真正的宗教，那皇权还有什么价值？把政治和信仰分割开去，这不属于他的价值观。
1524年，一个城市议会会议就提出类似提案，要求保证皇帝在世俗事务中的话语权，但如果涉及神之言语、救赎和良知，就不是皇权所能及了。
查理不仅把路德宗看作宗教上的敌人，也将其看作国家的公敌。
毫无疑问，当他现在计划对新教徒发动战争时，他深信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行动。
他的目标是迫使异教徒现身宗教会议，让他们促成教会改革、重新统一信仰。
根据《克雷皮和约》的一个秘密的补充协议，弗朗索瓦一世有义务支持这一行动。
保罗对教会亟须改革的形势自然心知肚明，如往常一样，净化从修道院开始。
教皇也让一些公开支持改革的人担任枢机主教。
外交手段高明的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i，1483—1542）主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为“改善教会”
提供建议，但只起草了一份总共12页的文件，四开大的纸张，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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