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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深受弗朗索瓦一世的青睐，但他的新教倾向总让他陷入麻烦。
在国王的姐姐、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MargaretevonNavarra，1492—1549）那里他寻得庇护之所，玛格丽特在南法的内拉克宫廷聚拢了一批诗人和学者。
此外，王后自己也热爱文学创作，她的《罪恶灵魂之镜》能让人读出她对路德宗思想的亲近。
受薄伽丘的启发，她还写了《七日谈》，当然她的这一版比《十日谈》更强调道德，且有点冗长沉闷。
我们离题有点太远了。
插图42：《赫克托耳、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图尔奈，14751490年，萨莫拉，大教堂博物馆
勃艮第与意大利风和古典风格这两者都保持较远的距离。
勃艮第宫殿的大厅仍旧装饰着讲述古老神话的挂毯（插图42），但上面画的神灵和英雄都身着当代服装，既非古代打扮也没有赤身**，只有南方是允许**的。
不过薄伽丘，这位“乔瓦尼·薄伽丘大人”
，在这里还是受到欢迎，人们对其作品口口相传，有人伏案翻译。
编年史家借用了提图斯·李维的风格，葡萄牙人瓦斯科·达·卢塞纳（VascodaLua）为查理五世将勇敢的库尔修斯·鲁弗斯所著的《亚历山大大帝史传》翻译成法文。
直到16世纪30年代，尼德兰南部的建筑才因为“古代工艺品”
出现了装饰物。
与勃艮第类似，西班牙的人文主义也游离在边缘。
骑士小说仍然在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
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Martorell）于1490年在瓦伦西亚出版的《骑士蒂朗》被塞万提斯盛赞是“世界上最好的书”
，因为书中的骑士是真人而不是傀儡。
就像这片土地上的诗歌，文学作品也未被人文精神所滋养。
与意大利不同，对经典的研究在这里依然是高贵精英的工作。
柏拉图和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作品虽然在1480年前后被图书馆收藏，但跟所有异教书籍一样，它们很快被正统观念所质疑。
当伊比利亚的土地终于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时，它的时代已经落幕。
不过，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仍然将伊比利亚半岛向前推进，除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之外，还有翻译了塞涅卡的布尔戈斯[8]人阿方索·德·卡塔赫纳（Alfoagena，1384—1456）以及卡斯蒂利亚人阿方索·德·帕伦西亚（AlfonsodePalencia，1424—1492），后者撰写了西班牙的历史和一部拉丁语-卡斯蒂利亚语词典。
他的史书借鉴了丰富的古代史料，阐释了阿拉伯人统治之前的西班牙的地理概念。
最后，供职于格拉纳达的神职人员皮特·马特·德安吉拉（PietroMartired'Anghiera，1457—1526）也可被归于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之列，他的《新世界八十年》是现代人类学的一部奠基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对不同肤色的评价只是品味问题，根据当时的潮流，也是一会儿“有胡子”
好，一会儿“没胡子”
好：“埃塞俄比亚人认为黑皮肤比白皮肤更漂亮，而白人想法则不同。”
尽管人文主义传播到西班牙的时间较为滞后，但文艺复兴的建筑和雕塑从1480年就已经“入侵”
这片由天主教国王统治的疆土。
最重要的“开门人”
是“伟大的西班牙枢机主教”
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PedroGonzálesdeMendoza，1428—1495）。
不管是他的家乡瓜达拉哈拉，还是巴利亚多利德和托莱多，这些地方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都与他的名字，以及在意大利受训的建筑师洛伦佐·巴斯克斯（LorenzoVázquez）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托莱多大教堂里安放着门多萨的陵寝，据推测出自托斯卡纳的安德烈·桑索维诺（AndreaSansovino）之手，他于1492—1501年在附近的葡萄牙工作。
而在伊莎贝拉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治下的其他地区，处处可见的仍是银匠式风格（Platareskenstil）——这是哥特式风格晚期的一种变体，外立面雕饰花样繁复，跟银匠（platero）的掐丝手艺类似——它与穆代哈式[9]的装饰风格不相上下。
直到这对天主教王室夫妇离世后，这些地区才终于接触到文艺复兴。
国王夫妇的陵寝由塞提涅亚诺雕塑家多梅尼科·凡切利（Domenicelli，1469—1519）在1517年设计出来，如今停放在格拉纳达主教座堂的王家礼拜室内。
1527年，查理五世开始在阿尔罕布拉宫边上修建一个罗马建筑风格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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