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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的作品也出现在印刷工坊并传播到欧洲的每个角落。
数量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步入一个迅猛发展的市场：虔诚的人想要找感化书籍并购买赎罪券，学者、受过教育的人和想要接受教育的人几乎覆盖了所有阶层。
大学里的学生渴求书籍，城市需要设立议会图书馆，国家行政机构需要法律文本，要传达给民众的书面命令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越来越多的上了年纪的人也变成读者。
这样一来，对眼镜的需求也增加了。
意大利的供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阿尔卑斯山北侧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眼镜行业，其重要的附带效应就是玻璃的产量和质量都显著提高。
1478年，第一个有记载的眼镜工坊在纽伦堡成立，店主是“眼镜制造商”
雅各布·普费迈耶尔（Jaair），当地的印刷工坊已有近10年的历史。
到15世纪末，又有11名同行加入。
没有眼镜制造商在车间里积累的技术知识，后续的发明简直无法想象，尤其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等精密机械设备。
科学革命的“深刻历史”
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盛期的话语革命和15世纪的这场媒介革命。
大坝之所以不会崩塌，是因为根本没有大坝存在：审查制度这时才刚刚萌芽，到16世纪，随着新的公共领域迅速壮大，它已经变成不受欢迎的客人。
1485年，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伯格（BertholdvonHenneberg）颁布了第一条相关法令：法兰克福博览会上所有德语的出版物都要受到管控。
第五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也对类似问题进行商讨，十字准星瞄准的主要是用口语化的语言书写的书籍。
他们既恐惧民众，又想要救赎民众的灵魂。
但总有一些地方可以买到美因茨或罗马的神父们禁止传阅的书籍。
印刷工坊不仅成为排字工、校对者、木刻工匠和作家的工作室，也变成思想发展的空间和学术争议的地点。
最著名的例子是阿尔杜·马努齐奥的威尼斯工坊和约翰·弗罗本（JohannFroben）的巴塞尔工坊。
古登堡的发明让西方文明史中文化生活的条件发生了最激烈的变革。
没有这些条件，美洲就不会在1492年被“发现”
，16世纪很可能也不会出现哥白尼式的革新，也不会有新的物理学、新的解剖学，更不会有工业革命。
然而，书籍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两面性。
西班牙方济各会的阿隆索·德·埃斯皮纳（AlonsodeEspina）的《信仰堡垒》收录了所有著名的反犹言论，就是书籍负面性的早期例证之一。
这部作品是一本对抗穆斯林、异端分子——包括亚里士多德等理性主义者——和危险恶魔的战斗手册，在15世纪就多次再版。
对这项新技术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
像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这样的人曾经通过制作手稿而赚钱，他对印刷机充满鄙夷，这毫不奇怪。
抄写员拥有精湛技艺，就像阿格诺城堡的狄博特·劳贝尔（DieboldLauber）一样，他能做出“漂亮的”
书，可惜他们的世界即将逝去且无法挽回。
大多数的评论都称赞印刷术是上帝的礼物，知识不再像手稿时代那样容易散佚。
交流的进程得到保障——拉丁欧洲发展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庞大的实验室。
得益于古登堡的发明，欧洲的发展空间里涌现出许多参与这场伟大交流的人，一开始是几千个，最终达到几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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