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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瓦托·德·洛瓦蒂和穆萨托是人文主义的奠基人。
“人文主义”
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
“人文主义者”
（umanista）这个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耳熟能详。
18世纪时，这个词被翻译为“实践美丽科学的人”
。
其中的“美丽科学”
，即佛罗伦萨文书长里诺·克鲁奇奥·萨鲁塔蒂（LinoColuccioSalutati，1331—1406）从事的“人文研究”
（studiahumanitatis）。
对他来说，其包括四门自由技艺，即语法、修辞、诗歌和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传授演讲术、文学创作和行为礼仪的人文科学。
在其目录中，逻辑、数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划分。
人文主义者也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尽管许多人通过书信联系在一起，也组建了一些地方圈子。
最初或许是在帕多瓦的酒吧里，这一点穆萨托曾讲到过。
有迹象表明，学术话语开始在修道院和大学之外开辟出更多的空间。
帕多瓦之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发源地，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受诸如埃泽利诺这样的暴君控制，其他城市几乎吸引不了任何外国学者。
公证人的办公室和书房仍掌握在当地人的手中，他们主要为城市公社服务。
古代传统的知识与地方爱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并在旧模式基础上找到了塑造城市生活和政治稳定的方式。
早在1250年，古典文学课程似乎就已经在帕多瓦开设起来。
除了市民之外，僧侣和高级牧师也成为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新成员。
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英诺森七世、尼古拉五世（NikolausⅤ）和庇护二世，甚至坐上了教皇的宝座。
然而，由于人文主义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异教持有高涨的热情，它和基督教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从未得到缓和。
多明我会的教条主义者乔瓦尼·多米尼奇（GiovanniDominici，约1356—1419）以他的著作《夜晚猫头鹰》（Nachteule）抨击了人文主义研究，并以此参与到这场已经进行了100年之久的争论中来。
他只想要学会研读包含坚定信仰的古代作品，旨在反对在佛罗伦萨的文法学校中引入异教作品作为读物。
与他同时代的奇诺·里努奇尼（ui）则嘲讽那些所谓的具有人文主义风格的富庶而时髦的青年（Jeunessedorée），相较于古代作者，他鄙视被视为“三驾马车”
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因为他们对异教徒的宗教展现同情。
不仅如此，还为了轻松的生活而回避公民义务。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同时进行神学和人文研究并没有什么矛盾。
例如，萨鲁塔蒂试图证明维吉尔的周期性的历史形象——在他的第四部田园诗中谈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回归——与《圣经》描述一致。
著名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埃尔莫劳·巴巴罗（ErmolaoBarbaro，14531454—1494）也着手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基督教化。
他曾经写道，自己承认两位主宰：基督和学术研究。
那些始终渴求净化世界的虔诚者，发现了自己的希望在俗世之中的对应物——人文主义。
它的目标是普及教育，涉及品位、风俗、宗教和政治价值观，掌握拉丁语，以及后来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它希望凭借保罗·约阿希姆森（PaulJoa，1867—1930）[132]达成结构与规范。
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出于自己的意愿想要维护语言的美感。
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深信古代诗人作品中呼吸着神性的气息，对人起到文明开化的作用。
诸如拉蒂尼、洛瓦托和穆萨托这类哲学家和爱国主义者站到了人文主义的起点上，其影响力一直贯穿到我们这个时代。
毋庸置疑，人文主义要感谢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对话——毕竟它是借由阿拉伯语文本才得以传播的。
古典文本为优雅的演讲和写作树立了标杆，然而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借助批判语言学和单纯的阐释去重塑原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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