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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场和法院，它就是城市的标志。
一些村庄也有围墙，但很罕见。
无论是古典时期希腊的城邦，还是亚洲的城市，与同时代的村庄都没有如此明显的差异。
在伊斯兰世界，城市和村庄的区别只体现在税法上。
最显著的区别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
，这句常常耳闻的话出现在更晚的时代，但并非全无道理。
虽然城市也受制于各个层面的依附关系，比如要向城中修道院支付利息，但实际上，只要农奴在城墙内住过“一年零一天”
，且地主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就能获得自由身。
随着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城市与地主之间经常因为逃跑的农奴发生争端。
有必要确认诸侯的特权，并在1232年颁布法令，首先就是要禁止城市接收农奴。
城市不得收容墙外的人，其司法裁决权仅限于直接辖区内。
1120年，巴登的弗莱堡建城，文献中对这座城的建城史记载得尤为详细，弗莱堡这个名字就在提醒着我们，自由是多么吸引人。
[82]尽管那些迁居者每年都要向策林根伯爵支付地皮的利息，但他们至少享有了个体自由。
弗莱堡的情况具有普遍性，所有城市开始呼吁自由都是因为欧洲温暖期对劳动力和定居者的需求。
通过谈判，新移民为自己赢得了一些空间和法律保障。
城市的自由还意味着人们可以成立议会、行会、商人协会和兄弟会。
这些团体可为成员提供保护、帮助或救援。
这种现象究竟是源自罗马的传统还是根据当时的需要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目前尚不明确。
中世纪后期，随着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仅在米兰就有150多个——一场革命悄无声息地开始。
它们打造“内部空间”
以供议事，将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起来，又与外界相隔绝。
人们一起制定规则，也因此获得了政治权力。
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痛饮，一起祈祷，一起入葬。
波罗的海地区的城市争取到许多权利来保护商人，保护这些“来客”
；他们被允许在殖民地定居。
因此，拥有自治权的社区出现在城堡城镇之外。
1250年前后，维泰博的约翰（Johaerbo）将之总结为：“城市”
即意味着“市民的自由，居民的豁免权”
。
城邦最早出现在动**而富裕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然后扩展到法国南部，它可能是受到农村联盟的启发。
随着时间的流逝，要定期履行的公民誓约出现，每个人都要宣誓自己将完成义务，捍卫和平与权利。
他们建造了市政厅并刻制了自己的印章，参议员多达数百人，在博洛尼亚甚至多达4000人。
他们设立委员会和其他职能部门，任命市长，城市生活由市长管理，从税收到剥皮场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由他安排。
建立城邦是为了促进团结，制约贵族和主教的权力，订立和平秩序并让尽可能多的阶层遵守和平。
在12—14世纪，城邦经历了最辉煌的时期，这绝非偶然。
那时候，早期的现代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
统治者如果要对教皇或反对派发起进攻，一场司空见惯的游戏就要开场：战争双方都试图拉拢城市作为自己的盟友，并许之以特权和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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