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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
指的是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
指的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
这些经典科目主要是通过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哲学与墨丘利的婚礼》获得最终确认，其中还顺带讲授了中世纪关于比喻的文学技巧。
就这样，这些“艺术”
（artes）以七个伴娘的身份登场。
借助生态园的模式，修道院“另外的可能性”
也得以实现：它想要招收能工作、阅读和写作的修士，而不是骨瘦如柴的苦行僧或沉湎于自我的隐士。
但这种可能性依然是个例外。
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和宗教仍然是所有学识严格意义上的权威。
修道院的围墙为此给它们建造了庇护之所。
对于古代史学的兴趣让位给基督徒救赎历史的取向，因为它已经对自始至终的一切全然知晓。
希腊人对新事物的热情与刨根问底的探索欲，几乎没有显现：他们探寻奇迹，努力破译自然现象的隐含意义。
整体来看，西罗马帝国破碎的土地上继续复写、翻译和评论文本的传统代理人圈子依然可以一眼望尽。
其中一位是塞维利亚的主教伊西多尔（IsidorvonSevilla，约560—636）。
他在中世纪被广泛阅读的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是《词源学》，对词义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独到的解释——是对他所处时代依然可以了解到的所有古代知识的总结。
这本书几乎涉及了一切事物：医药、动物学、手工艺、异教学说、怪物学、戏剧、服饰和矿物质、宇宙学、创造秩序、家居用品和自然法则、时间计量、神学、建筑学和历史学、文学史和圣经诠释学。
为后人学习而书写
欧洲的基督教化主要是“从头脑中”
建立起来的。
一位酋长或统领受洗后，他的臣民也会照做。
例如，克洛维一世宣布自己成为基督徒（罗马教派，而非阿里乌教派）后，据说他的追随者中就有3000人紧随其后。
社会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宗教，因为它制定了社会秩序模式，并为其提供了依据。
宗教的圣水使权力变得神圣，赋予其合法性。
受洗的统治者能够通过与基督教欧洲其他成员间的联姻和赞助关系将自己与其他家族联合起来。
他们的国家向有所裨益的传教士开放：宣扬救赎和著述，传播文化和管理艺术。
伴随基督信仰的发展，修道院也得到进一步扩建。
公元6—15世纪，它们的数量成倍增长，从大约1000座增加到超过2万座之多，成为学问和知识的继承地，对文艺复兴的兴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瘟疫在城墙之中肆虐、国家被遗弃之时——许多外来的欧洲征服者虽骁勇善战，却对耕作和播种一窍不通——僧侣们依旧守信。
在祷告间隙，僧侣们从不懈怠，一直待在书写室（s）内记录和书写，直到他们两眼昏花、背驼腰弯、手指僵硬。
经验丰富的抄写员可以每天写7页，每页25行。
“书写吧，书写者们！
后代要学习！”
（Scribite，scriptores!utdistposteriores!）这个铭文据说激发了里拉圣母院书写室的僧侣。
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他们传承了教父们思想的故事，记叙了圣徒的生活和关于神迹的故事；他们写下了编年史，将他们的小小修道院世界置于万物初始和人类堕落之间的历史剧之中。
这些抄写员得到了画家的帮助，后者大多也为僧侣。
书籍装订师用闪亮的金子、珠宝和珐琅片装订《圣经》、赞美诗和祷告书籍，它们耀眼的光彩昭示着内容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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