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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这里主要指的是欧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从世界的其他部分中分离出去的“大分流”
〔彭慕兰（KehPomeranz）语〕，成为一个最具争议性的历史学问题。
欧洲的“成功”
难道首先得益于资本主义的结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借此剥削他人从而羞耻地获利吗？它的驱动力源自被奴役民族的鲜血吗？自17世纪以来亚洲经济的衰退中，欧洲人始终在被动地牟取暴利吗？他们自己就没有在200年以来的霸主地位中有任何功绩吗？
从这些已有的预设出发，这本书将以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
本书将中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变革视作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欧洲历史的进程绝非一场庆祝胜利的大游行。
西方基督教的后代在世界范围内奴役、谋杀其他民族，摧毁各种文化。
与其他“欧洲的世纪”
不同，19世纪在收支平衡表中显示出借贷方的盈余：比如在民主制度、解决饥饿问题、战胜疾病和发展实用技术等方面。
其中有许多都输出至其他地区，带去的不仅仅是坏的结果。
这一切是否都在证实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
非但不是，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被欧洲——这片仍留在我们今天时代起点的血染土地——提出来过。
我们不想诱导，只想如实讲述。
我们的意图只在于尽可能地描绘一幅多层次、多维度的欧洲图景。
在仍有争议的现代性的历史里追问文艺复兴的意义，不是这本书提出的唯一问题，但却是最重要的那个。
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即其他地区是出于何种原因并未发展出与之相比拟的事物，并不意味着要妄下断论：一个绝无仅有的西方现代，切断了世界其他地区本应经历类似发展的道路。
明白这一点便可以追问：为何工业革命没有解放非洲、新几内亚，也没有解放南美，而是在澳大利亚发展出繁荣的经济？为什么困境——例如土地稀少、降水过剩和洪水频发——令荷兰人创意泉涌，对亚马逊三角洲的印第安人和长江流域的农民却另当别论？如果人们只着眼于现代性的历史，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不得而知。
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经历了漫长时间才成为可能的。
总的看来，它们显然是专门针对欧洲的。
在结尾，我们将列举出各种情况下的所有可能，它们将描绘能够在时间和地理上定义的可能性空间，即允许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各种既有条件。
历史上可见的结果，比如一种发明、一场革命或者一件艺术品，表现为可能性的实现：用数学的语言来说，便是将可能性转化为了事件。
各种前提和先决条件筑起了可能性空间不可逾越的高墙。
通常，它涵盖了一切可想象的事物，以及可能发生但并非必然发生之事。
偶然事件作为一种复杂且难以看穿的一系列因果链条的结果，与那些次要的、非必然发生的和无意识的事物一起，被囊括在可能性空间里。
只有奇迹才能推倒这座高墙。
我们无法计算出其中哪些事件一定会发生，因为事件与可能性空间中与其他一起流动的“潮流”
〔约翰·W.金顿（JohnW.Kingdon）语〕也密切相关——毕竟发生的事，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或根本没有发生过）——从而作为各种因由中的一种而获得重要意义。
可能性空间不断变化的结构是数百年来经常出现的潮流和个体行为的结果。
事件发生在一个有时限的“机会窗口”
之中。
各种潮流相互转变可以孕育出创造性的成就，而新事物又反过来扩展了可能性空间，直至它几乎与先前的完全不同。
人们可以用“出现”
“浮现”
“显现”
这样的词语来理解。
在这个复杂系统中，不同因素共同游戏，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它从这个复杂系统里的各个因素的总和中得出结果，这些结果既不能完全解释得通，也不可预见得到。
这本书首先要探究可能性空间的形成过程，在这其中，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颠覆世界的革新得以出现。
我们跨越广泛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充满斗争与冲突，却也潜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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