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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翻译古代文本并将其作为当前改革的工具。
从这个非常有限的角度来看，“复兴”
实际上无处不在：印度教在笈多王朝时期得到复兴，还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或布韦希王朝式的复兴[100]；19世纪末，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语地区出现了奥斯曼帝国的复兴（alnahda），还有“毛利复兴”
[101]和1920—1950年拉丁美洲出现的“殖民复兴”
。
他当然也知道，中国“真正的”
复兴是宋代发明了火药。
而通过翻译和概述，当时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了解已经非常充分。
而在21世纪的“全球化”
时代，复兴这一概念已经与历史基础完全割裂。
所有真正的复兴都出现在相似的情况下，这一点非常令人惊讶，但是欧洲形式的复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维度。
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沿用汤因比的比喻，用咒语唤醒古代的第一批人是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举棋不定，而霍亨斯陶芬家族更为坚定；最晚在12世纪，古代的复兴在欧洲几乎已经无所不在，扩张到庞大的规模。
亡灵巫师当然也知道如何把古代亡灵圈禁在白垩圈中，他们从亡灵身上释放出千年的知识并开始研习。
与穆斯林不同，欧洲人走得太远，想砍掉宗教的强大双翼。
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身份的核心是思想的巨大张力。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拥有类似的大量学科和成千上万的学生——印度的大学没有，智慧之家和伊斯兰学校也都完全没有可比性。
今天人们已经忘记，在欧洲的大学里曾有一支教授、博士和硕士组成的队伍，他们把知识库堆积起来，最终为对话提供了起点。
与更古老的观点不同，中世纪——以奥卡姆，甚至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继续沿袭古代的批判性、怀疑性态度，并传承到现代。
几乎科学革命的所有伟大人物都受过高等教育。
这样看来，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
根本算不上奇迹。
无数次尝试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最终取得重大突破。
突破时不时出现——一开始是以几百年为维度，后来越发密集——这是一个统计学问题。
就算在宋朝，受过教育的“士”
甚至不到人口的5％。
不是单纯复制古代，而是继续发展古代遗产——这一意图从一开始就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创作奠定了基调。
彼特拉克写道：“单纯信赖古代事物，简直一无所成，发明那些事物的也是人。
没有什么事物如此值得崇拜、如此完美，以至无法再改进。”
布鲁尼强调，人们必须接纳古代，但同时要进行改造，古为今用。
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嘲讽道：“在我看来，只会模仿的作家就跟长尾小鹦鹉或喜鹊似的，他们说的都是自己不理解的东西。”
事实上，拉丁欧洲的文艺复兴不仅仅是一次转世，其中奠定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
因此我们也坚持这一概念，反对关于它的激烈争议，也反对单纯地划分时期。
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学者也是文艺复兴的“共同继承人”
，与他们不同，拉丁欧洲完全开发了古代思想和形式的理性和美学的潜力，并从中造就全新的风格。
拉丁欧洲之外的国家可能从“西方”
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工具，但它们很少对进口物再进行改造。
想法在各处闪现，但没有出现长期效用。
16世纪，意大利人已经在浇铸阿拉伯字母活字了，而在阿拉伯语的起源地，人们还依赖手抄本。
欧洲社会的活力在快速变化的服装风格中得到清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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