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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已经足够明确地警示读者，不会再有人可能产生误解，认为有些极端化的作者只是把西方模式当成唯一，认为这种模式无可指责。
好奇心一旦离开理论游戏并挣脱束缚，它可能会带来好处和用处，也可能会带来危险和杀气，这在历史中已经被多次证实；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欧洲的创造力不单纯是“好的”
。
很明显，创造力不仅能带来解药、促进民主，它也能制造出《女巫之槌》或集中营毒气室的齐克隆-B毒气。
培根就曾指出：“享乐和死亡的工具出自同一来源。”
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做出总结。
起初，国家除了地理条件外还拥有专业的、有文化的官僚体系和机构，以及相对客观的法律体系。
我们描述在遥远的过去出现的国家雏形，也记录下国家在现代如何成长为可朽的上帝，并演变成一个由统治者管辖的抽象体。
国家的存在是现代特定“西方”
形式的条件之一。
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自由，比其他集体形式更有效地保护物质财产及精神财产，在欧洲的创造力中无疑发挥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竞争社会、由受过教育的普通信徒所组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平民的力量”
应该也巩固了拉丁欧洲的先驱角色。
没有这些条件，“工业启蒙”
简直难以想象，尤其是英国。
对创新持欢迎态度的中国宋朝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
宋朝社会似乎比元朝更开放——尽管元朝涌现许多发明，包括水力驱动的纺车——比起明朝也更加开放。
明朝期间，水力多轴纺纱机的设计原理——奇怪的是，只纺苎麻不纺棉花——再次被遗忘。
1065年，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进谏皇帝，让他听取多数人的意见，毕竟身担要职的朝廷大员商议出的结果都是上天的旨意。
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教育系统也慢慢成形。
但中国始终处于初级阶段，中产阶级也没有出现在中国。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欧洲那么多的功能各异的社会。
如李约瑟所言，对欧洲“起航”
更重要的是政治分裂，但又没有过于分裂，国家只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失去它的统治功能。
这种分裂也推动了各种各样市场经济的出现。
如果没有经济收益，科学和文化就会枯萎。
但有人反驳说，亚洲毕竟也分裂成无数相互进攻的国家。
没错，但是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地区，伟大的帝国和短命的草原帝国占主导地位。
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前后的疆域甚至不到哈萨克斯坦面积的一半——充斥着几百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政治体，它们通过金钱、武器和外交手段维持新的平衡或相互战斗，对文化和科学投入大量资金并资助学者和发明家。
从彼特拉克开始，修辞学越来越普及，这反映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争论的氛围。
在保留下来的超过1000本的古籍手稿中，没有哪本著作能超过《献给赫伦尼厄斯修辞学》（RhetoricaadHerennium）。
我们可以看出，谈话艺术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有非凡的重要性。
在欧洲之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以相似的热情钻研修辞理论。
修辞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在欧洲小得多，几乎没有出现在公共场所。
在穆斯林社会也是如此。
修辞学——伊本·西那曾经如此评论亚里士多德——不是为争论提供指导，相反，它更应该用于传播已知的真理。
在阿尔·法拉比的模范国家中，统治者是先知、哲学家和伊玛目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是美德的化身。
因此，他首先要掌握修辞能力，因为他的任务是向普通百姓传播他的智慧。
与之相反，波利齐亚诺强调修辞学在政治往来中的用处：“用语言说服你的同胞为国家的利益行事并避免去做对国家有害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用和富有成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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