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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热量是小麦的四倍，且更容易储存，因此更易于长距离运输。
稻米是数百万人的食物，大米的供应是东亚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
通过开辟新的农田、使用肥料和栽培以前未知的美洲水果，即便人口呈指数增长，也都可以生存下来，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
但食品供应链仍然很薄弱，饥荒经常出现。
人口统计学所显示的差异对于“大分流”
的产生有多重要？据一篇饱受争论的论文称，中国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所以没有面临挑战，不需要寻找替代的生产方式，例如开发机器和使用蒸汽动力。
中国式的勤劳经济无法转型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根本不需要工业化。
这一系列原因可能确实导致了中国的“惰性”
和亚洲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失败”
。
根据另一种更深入的且不无争议的理论，养活几百万人口的急迫性可能强化了自上而下的阶级统治——专制政权必须解决一些复杂的组织任务，如迫在眉睫的农田灌溉或运河开凿。
此外，饥荒是一个危险的炸弹，它的威胁不单体现在中国。
如果无法养活百姓，就要准备好军队和武器，在必要时将民众镇压。
事实上，中国皇帝的数百万雄兵经常要肃清境内叛乱，而不是抵挡野蛮的入侵者。
专制国家既无法为科学和研究提供长期有利的环境，也不能让百姓生活富足，否则他们也不会投身起义和革命。
通常情况下，只有对权力有利的事才会得到手段严酷的统治阶级的许可和促成。
私有财产受到国家的支配，而成就——以及发明——在这里的价值，比不上那种权利与权力相抗衡的更加开放的社会。
非洲则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人口不足”
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从前殖民时代的北美到中亚地区的俄罗斯，类似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处处可见。
“人口不足”
和“人口过剩”
一样必须始终放在一个语境中考量——我们之所以提及“人口不足”
，主要是为了分析它是否为城市化以及形成不同国家秩序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国家秩序，科学讨论和重大的技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无论如何，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不管在世界何处——在史前时期都曾出现过重大创新。
伊本·赫勒敦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只有文明伟大、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才会产生数不清的科学。”
公民力量
没有城市就不会出现欧洲那些国家，而且也不会出现对“西方的现代”
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形态：中层阶级。
亚里士多德就称赞“中层阶级”
是可以平衡极端的担保人。
正如他所写，中层的基础是自由公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
他认为，这个中心延伸得越广，相应的集体组织就越好。
中层阶级的显著特征是他们对上对下的开放性——过去是，现在仍是。
经济上的成功最有可能让一个人获得擢升。
有钱人可以变成贵族：可以购买头衔，培养高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蓝血贵族[99]通婚——林鍼游历纽约时也注意到了这种有异于中国的社会情况。
另外，中层也很担心变成底层穷人。
欧洲中世纪工作伦理的产生绝不是巧合，一些人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后来通过新教传播。
令人惊讶的是，在很多文章中都认为成就或“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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