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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尼是佛罗伦萨分裂时期人民政府的执政者，他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纠纷，最终不得不暂时流亡法国。
他将西塞罗的文本翻译成白话，从而确保了它们的传播。
他笔下的西塞罗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和共和自由的捍卫者，拉蒂尼本人也全身心投入其中。
因此，通过从古罗马时期以及自己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拉蒂尼用自己的骑士故事和英雄赞歌，对游吟诗人和小说家艺术做出了回应。
公民们看着自己的教堂塔楼所产生的自豪感，是早期人文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
这种自豪感来自对骑士文化的反对，以及在意大利城市社会中点燃的自杀式派系之争。
它的第一个代表是帕多瓦人洛瓦托·德·洛瓦蒂（Lovatode'Lovati，1240—1309）。
与拉蒂尼不同的是，这位公证人和法官延续了“古代诗人的足迹”
，主要用拉丁文写作。
他帮助故乡赢得了尊严和荣耀。
在一座弃婴之家的挖掘工作中，他发现了特洛伊城的安忒诺耳（Antenor）的遗骨，后者被视作帕多瓦的李维，是这座城市的建立者。
中心的石顶遮蔽着这位童话英雄的石棺，供所有人瞻仰。
自古以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在向欧洲人民讲述着自身的起源。
风流云散的不幸的特洛伊居民总得找个容身之所。
如此便可引出连贯的事件链条，并可以以此去追溯一切历史的源头。
正是这样一种被人文主义者乐此不疲地推广的模式，为无数的民族和城市找到了它们的开端。
例如，安特诺尔就曾在16世纪末被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安插进他的同胞族谱中。
然而，最初版本的《荷马史诗》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并不为人所知，人们知道的只是两部用拉丁文写成的古代晚期战争故事，它们是所有战争的见证者：克里特岛的狄克提斯（Dictyssis）的《特洛伊编年史》，以及自称“勇敢者”
（Dares）的作者写的《特洛伊战争史》。
但是，帕多瓦的安特诺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本应该为了和平而战，却为围困者敞开大门。
他本人则因为房子被入侵者以豹皮为标记而得以幸存。
洛瓦托，那个可以使《伊利亚特》中的拉丁裔英雄的辉煌都黯然失色的人，是自古代以来最出色的拉丁人之一。
“如果他不把《十二铜表法》与九个缪斯混在一起，不把他的注意力从天上的事务转移到宫廷的喧嚣中，”
彼特拉克评价说，“他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顶尖诗人。”
尽管洛瓦托的诗仍然受到法国风格的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文字却吞吐着古代伟大人物的精气神，包括当时几乎被人遗忘的提布鲁斯（Tibull）和普罗佩提乌斯。
他的许多以古典风格写就的信件都抒发了个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有一首诗歌描写自己所患的疾病，歌颂了生命的短暂和重生，指出生命的尽头是尘世的幸福，而非宗教的慰藉。
“看看这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绽放不过转瞬间，黑夜就会将他们吞噬自然毁掉了它自己的作品，并且悄然无声地将物质转变为新的形式。
我们不过是神的玩物，是他们双手的造物我们今天已不复昨日除了享受这幸福的时光，我别无他求若是没有甜美的东西，我愿甜蜜地死。”
同为帕多瓦人的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Mussato，1261—1329）走在洛瓦托铺平的道路上，虽然他是私生子又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但他还是在家乡成为备受爱戴的公证人和议员。
这位言辞犀利的城市公社自由的捍卫者，却总是陷入困境。
塞涅卡给予他慰藉，穆萨托的主要作品《埃切里尼斯》（Eis）正是受到塞涅卡的影响，描写了关于维罗纳的暴君埃泽利诺·达·罗马诺和他的家族兴衰。
穆萨托创作了自古代后的首部悲剧，以及一部允许公民参演的戏剧。
他们组建了合唱团，并邀请城市观众来品鉴，例如在合唱团歌颂重获和平之时。
这部剧目公开首映之时，帕多瓦几乎万人空巷。
穆萨托于1315年成为古代之后第一位用桂冠加冕的诗人。
十年之后，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之后又跌入深渊：占领了帕多瓦的卡拉拉将他流放。
在晚年的时候，他似乎深刻感受到了文学缪斯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
他一再强调，他的心归属于上帝。
他在流亡期间死于威尼斯的基奥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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