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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最出色的研究者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推测说，如果草原骑兵于1241年留在了匈牙利，他们可能会成为善良的基督徒。
但是，大多数汗国最终还是转向了伊斯兰教信仰。
此前被包容的宗教少数群体将要迎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中国人保持着对佛陀的虔诚，穿着藏传佛教“喇嘛教”
的服装崇拜他。
除此之外，香火缭绕、贡礼丰厚的孔圣人——孔子，他的权威至今已持续近2000年。
中国：城墙环绕的自由
在蒙古政权统治下，极权统治的趋势在中国越发明显。
欧洲的精英群体组织严密，可能还掌握着军事武装，他们可以限制中央集权，但中国没有这样的群体。
根据不同的生产职能，民众被划分到不同的阶层。
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前位，其次是北方的汉人。
社会阶层的跃迁几乎是不可能的。
地位最低的是刚刚被征服的南方汉人，他们被迫承担大部分的赋税，而且越来越重。
国家划定阶层秩序是为了拥有各种技艺娴熟的工匠、教师和战士。
因此，阶层地位是固定的、世袭的。
这意味着：一世为陶工，则世代为陶工；一世为士兵，则世代为士兵。
职业并不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能力而决定。
征服者们为佛教、道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或穆斯林的宗教学者和教士划定了阶层，也给“儒家”
信众分配了等级——这群人在南部约有10万人，在北部约有4000人。
他们擅长阅读、写作和计算，并且个个知识渊博，是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储备库。
他们虽然不用缴纳某些税款，并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兵役劳役，却也被困在了一个较低的阶层。
在他们当中，诞生了两种精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
许多古老的儒家士族素以世代传承的文化和博学为傲，对地方仍有不小的影响力。
士族和大地主都幸免于难，后者更是蒙古人不得不选择的合作对象；若非如此，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无法长治久安。
中国的精英阶层是新的蒙古-西亚统治阶层的对立面。
统治阶层虽有权势，但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应对官僚的技巧。
他们施政的结果就是对创造力前所未有的扼杀。
“儒家”
还是保留了大批可以带来增长和变革的文人，不过他们的潜力要等到明朝才得以发挥。
元朝时期，中国精英阶层在抗拒、合作和漠视的心态之间徘徊。
较为富足之人游手好闲，寄情风雅，终日享乐；拮据之人则设法谋生，或为教书先生，或为文书，或悬壶济世，或为术士，也有削发为僧的。
多亏了这些有闲文人，元代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反倒是书籍的数量急剧下降。
一些艺术家试图通过“复古”
来重获遗失的身份。
[86]剧作家和诗人找到了恩主，也找到了观众和读者。
科学也没有完全凋敝，不仅设立了司天监，还设立了司天台。
此外，“西方”
的——经波斯传来的阿拉伯的——医学、数学、水力学和其他科学领域都结出了累累硕果，只不过革新的动力日趋减弱。
在蒙古的统治下，仍有一些学者可以教授知识、进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波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Nasirad-DinTusi，1201—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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