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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对于贸易发展究竟有多少益处,这一问题还颇有争议。
但在如何为殖民行为提供资助以及如何组织行动等问题上,他们获得了许多经验,这些都会在更远的将来产生影响。
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十字军东征的阻碍。
这种交流从古至今一直欣欣向荣,意大利人在给境内的贸易分公司起名时甚至沿用了阿拉伯语中的“funduq”
一词,这本是阿拉伯人对意大利人在中东的分公司的称呼。
威尼斯的德国商馆“fondaco”
也是由此得名。
当宫殿阙宇中的人们正在为宝座剑拔弩张时,寻常百姓家里的人们却可能正享受着和平。
在一些城市中,多元文化社会似乎已经初具雏形,例如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artres)就认为在这些社会中西方人正在变成东方人,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曾是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uinvonBoulogne)的随行教士。
总的来说,进入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共生的开始,而是异化的开始。
穆斯林世界第一次遭遇了“西方”
——这个崇尚暴力、毫不宽容又文化落后的地区。
阿拉伯编年史提到法兰克人时颇有鄙薄之意,说他们法律制度非常原始、信奉神祇的审判旨意,而且医学落后、习俗粗鄙。
这些被视作英勇战士的入侵者传递了西方主义最初的生硬形象——这些偏见影响深远,将“西方”
刻画成一种帝国主义的荒蛮文化,充斥着斤斤计较的商人习气与毫无灵魂的粗野习性。
而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未曾听闻基督教,也不了解那些在他们看来“无信仰的人”
日常如何生活。
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已经是史诗、香颂和之后民族感情的讴歌对象,但在阿拉伯人眼里它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对此几乎不屑一提。
反之,来到东方的十字军对伟大的穆斯林文化也了解甚少。
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尊者”
彼得(PeterderEhrwürdige,10921094—1156)翻译了《古兰经》和其他阿拉伯语文献,这些都成为抗击穆罕默德这个“最负盛名的反基督者先驱”
和“魔鬼的门徒”
的精神武器。
安达卢西亚与意大利南部之间的交流成功传播了对于拉丁欧洲未来极为关键的知识。
十字军东征不是欧洲知识增长的助推力,当时正值温暖期气候变迁,东征更应该被看作应对气候异常的各种反应中的一个丑恶变体。
另一方面,失败的现实告诉我们,上帝显然还不希望世界被强行改变——至少当前如此。
对十字军东征的批判常常变成对罗马教皇的批评,使教皇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
这样一来,十字军东征恰恰违背了其发起者的意图,反而朝着世俗化迈进。
净化论者的时代和圣伯纳德(HeiligerBernhard,1090—1153)——十字军东征最积极的鼓吹者——的时代都开始衰落。
年轻的欧洲
在拉丁世界,发展的落差正在逐渐弥合。
如今,塔西佗所称的“野蛮的欧洲”
几乎已经没有野蛮人了。
北方和东方的外来民族建立了新的统治,本土民族要么已经融入,要么已经灭亡。
“西方”
并没有被入侵摧毁,反而通过入侵重新塑造自我,且赢得了新的思想和强大的武器。
欧洲用来开垦、耕种和畜牧的土地不断扩大,森林和草原的深处也开始有人类涉足。
拉丁语成为通用语言,思想通过腓尼基字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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