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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以其工匠的身份自豪地在微型画上签下他们的名字,另一些人则难忘他们写作的痛苦。
“羊皮纸都写完了。”
一个人呻吟道。
另一个人则说:“谢天谢地,天终于快黑了!”
第三个人说:“我终于写完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给我口水喝。”
这抄书的日常也让人想起画家希尔德伯特的咒骂。
他和他的助手画下了这个场景,同时用海绵扔向一只在他旁边桌子上啃食面包的老鼠:“可怜的老鼠,你总是引起我的愤怒,上帝将摧毁你!”
(插图6)
偶尔这些抄写者也会用鹅毛笔记录下异教的文本。
他们由此保持了古人的精神,并将古代作家带到了上帝的神圣领域——虽然往往是无意间偶然的行为。
他们将收藏家、百科全书和翻译家的作品抄写下来,使本来已被抛弃的古人的思想得以幸存。
当他们抄写波爱修斯的作品时,他们同时也保留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他们研究尊者比德(Beda,672673—735)的作品,也会研读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修道院图书馆,作为周围正在兴起的诸多学派的知识储存地,这里藏有许多古老的文本。
从早就基督教化了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传来的修建修道院的浪潮,自公元6世纪以来再次席卷欧洲。
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推测在一些区域仍然存在艰难地求生于寒冷的野外的野蛮人,他们会吃掉自己的父母,与所有可能的异性**,甚至包括与自己的母亲和女儿。
因此,欧洲究竟是如何从野蛮的边缘获得文明的助推就成了令人惊奇的问题。
这首先要归功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传教团,在末世恐惧盛行之时,他认定这是拯救灵魂的最佳时机。
传教团最初的中心位于肯特的坎特伯雷,其主教后来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统领。
圣高隆班(KolumbanderJüngerer,约543—615)是北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在孚日山脉的森林中建立了卢克希尔修道院。
而位于皮亚琴察附近、以藏书量丰富的图书馆著称的博比奥修道院,也是在圣高隆班的倡议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圣加仑最初只是博登湖南边的聚居区,由圣高隆班的信徒圣加卢(DerheiligeGallus)建立。
根据基里安(Kilian)和卜尼法斯(Bonifazius)的说法,一些传教士对于殉难表现出神圣的热情——一个是在今天的维尔茨堡地区,一个是在弗里斯兰地区。
圣高隆班时期典型的修道院分布于欧洲大陆上,它们不受当地主教的管辖,直接从属于教皇。
商品的共享性以及对生活必需品的限制催生出了理性克制的生活方式,它使修道院有能力在哲学、艺术和经济领域都做出重大贡献。
有些教友成为古代传统的变革者。
怀着一种高度独创的精神,“爱尔兰奥古斯丁主义者”
(irischeAugustiner)试图解释《圣经》的奇迹,例如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去解释罗得的妻子是如何变成盐柱的。
据此,上帝——根据体内与生俱来的盐的自然性质,眼泪将使味道变好——允许它不断增多,直到占据整个身体。
根据生命的内在法则,这种物质现在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力求完善其自然本质。
于是,上帝的一点小小的干预导致了可怜的罗得夫人被凝结。
爱尔兰作为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凯尔特史诗)的保护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者因此在公元9—11世纪不列颠大陆上爆发大规模入侵之时能够很大程度上幸免于难。
许多僧侣——披着长发,画着眼线——前往意大利旅行,返程时在行李箱里装着带回的书籍。
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BeBiscop)是位于森布里亚的芒克威尔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的创始人,他曾出访罗马不下五次,据推测,主要也是为了收集书籍。
经由他或他的继承人赛奥弗里德(Ceolfried),一本豪华精致的《圣经》从卡西奥多罗斯的图书馆一路传至北方。
赛奥弗里德在公元7世纪后期完成了三本手抄本,其中一本《阿米提奴抄本》被保留下来。
他的微缩画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后期。
这为与该地区早期中世纪文化有关的“诺森布里亚的文艺复兴”
提供了一个论据。
它将罗马和爱尔兰联结在一起,象征符号是“鲁斯维尔的十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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