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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示后”
，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
，所谓“重”
，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是强调史学的求真。
从这里不难看出，刘知幾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的经世的基础。
换言之，如无史学的求真，便无以谈论史学的经世；求真与经世是密切联系的，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许多地方都是在阐述这个道理。
宋人吴缜论史书有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
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
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
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史书，应当做到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应当统一起来，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41]。
吴缜所论，同刘知幾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
这就是说，史学的经世与史学的求真不是抵触的，而是协调的、一致的。
在中国史学上，也确有为着“经世”
的目的（这常常表现为以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为目的），而不顾及甚至有意或无意损害了史学的求真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它有悖于本来意义上的史学经世思想。
在阐说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史家还有一点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即史学的经世固然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但史学的经世并不等于照搬历史或简单地模仿历史。
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42]这是中国史家较早地、明确地指出了，以历史为借鉴与混同古今的区别。
可见，中国史学的经世主张，并不是劝导人们去搬用历史、模仿前人而已。
关于这一点，清人王夫之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读通鉴论》的叙文中写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
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
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
[43]
对于这段话，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史学的资治或经世，本有恢廓的领域和“肆应而不穷”
的方式，不应对它采取狭隘的、僵化的态度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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