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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都使历史真相被掩蔽起来。
这两种情况，对历史撰述起了“蔽真”
的作用。
唐初以后，这种“人恣”
而“蔽真”
的情况，也还不断有所发生，而在历朝实录撰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见，在中国史学上，“人恣而善蔽真”
的存在，是无可讳言的。
问题在于史学批评家们如何估量这一弊病，进而如何估量历代国史撰述。
即以明代史学而论，有人针对《明实录》中存在的问题，便认为明代“无史”
[33]。
还有人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34]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全部否定明代史学的成就，而首先是否定《明实录》的史学价值，显然是片面的。
史学批评中的这种片面认识，也反映在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有些“正史”
的认识上。
像这样的一些批评，在方法论上都是有悖于辩证认识所致。
刘知幾著《史通》，被人称为“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
[35]。
然而刘知幾之批评历代国史撰述，从总体上看，他在方法论上并未陷于片面性，反映出他的辩证的认识。
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
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
方面的“不可废”
。
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
，王世贞这里说的“野史”
，是同“国史”
相对而言的。
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
[36]，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
之说。
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
[37]。
两宋以后，“野史”
之说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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