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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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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无隐”
，秉笔直书，从史家的主观愿望上看，都是为了追求信史。
但是，或因年代久远，或因文献散佚，或因记注者所记原不确切，或因前人诸说歧异等原因，史家难以对所有的史事都有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必然存在着疑问和缺漏。
因此，便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的撰史原则的提出。
孔子在讲到杞国与宋国的制度时，慨叹过“文献不足”
[52]。
他又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
[53]的话。
这两句话至少告诉人们，对于文献，对于史书，都应持慎重态度。
《春秋》记事简略，有的地方会引起人们在理解上的歧异。
因此，《穀梁传》的作者一再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54]，“《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
[55]。
在这里，《穀梁传》的作者针对《春秋》所记何事说这番话的，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说法从大处着眼，指出了《春秋》撰述中的原则。
这个原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上关于信史原则较早的表述。
关于信史原则，后来司马迁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写道：
五帝、三王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这是说，孔子作《春秋》，因有史文可凭，所以年月日都记载得很详细；而相传孔子序《尚书》，就没有年月了，只有持“疑则传疑”
的慎重态度了。
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即以《春秋》和《尚书》作比较，阐述了孔子所恪守的信史原则。
而司马迁本人，正是认真贯彻这个原则的史家。
他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
其《货殖列传》序又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外戚世家》后论又说：“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
等等。
凡属于这一类情况，司马迁都作了明确的说明，从而表明他是极其自觉地继承着、发扬着孔子以来所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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