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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著《史通》，极大地丰富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思想，也扩大了“史法”
的内涵。
他认为：“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26]刘知幾说的“史例”
，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贬的看法。
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也有专篇论述，并揭示了史家“书事”
中“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
刘知幾还论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伪、详略，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上的要求。
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史道”
、“史笔”
的重要问题。
《史通》一书涉及史学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从史书的形式、书事的原则、内容的求真、史事的处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以往史学的批评的。
他讲的“史例”
、“书事”
、“史道”
、“史笔”
，丰富、发展了前人关于史家“书法”
的思想。
他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其实就是说的“史法”
。
刘知幾之论史例、书事、史道、史笔，已经完全摆脱了刘勰把史书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而是从史学的独立品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重要贡献。
在他之后，讨论“史法”
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韩愈、郑樵、叶适等。
“史意”
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
、“文”
、“义”
中的“义”
。
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于“义”
的讨论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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