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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
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
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
[211]
像这样的君主，谈不上谁比谁贤的问题。
以“诛戮贤良”
为能事，以“断翦支叶”
为快慰，这样的统治怎么能维持下去呢？“鼎祚倾渝”
，实在是咎由自取，谈不上是他们的不幸。
以上这些评论，大致可以反映出史家在评论君主时的第二种选择。
司马光写了一篇长达120余字的史论，对唐朝的皇帝从高祖、太宗至僖宗、昭宗作了系统的评论，这可以说是他评价君主三条标准道、德、才的实际运用，全篇贯穿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合，也勾勒出唐朝兴亡的轨迹。
可以认为，它既是一篇“唐朝君主论”
，也是一篇“唐朝兴亡论”
[212]。
史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把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既相区别又相结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君主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
司马迁为各阶层代表人物立传，是要写出他们“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也是顾及立节有为、建功立业两个方面。
《史记》写出了许多“立功名于天下”
的人。
也写了不少在德行上大可称道的人，他评论道，“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
；蔺相如“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
；袁盎、晁错“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
；田叔“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公孙）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汲黯“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
；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213]；等等。
都是着意于德行的评价。
司马迁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创始者，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观念，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司马迁毕竟是视野广阔、思想深刻的伟大史家，所以他也注意到了“各有所长”
的佞幸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
的滑稽人物、“各有俗所用”
的占候时日的人物，以及“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214]的工商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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