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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荒无度，法令滋章”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等，是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某些根本问题了。
《隋书》史论为了深入地阐明隋亡的教训，还进一步把文帝、炀帝时期的政治作了比较，指出：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146]《隋书》史论的著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
所推翻。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
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
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
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
，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
质而言之，就是对百姓的“使”
与“敛”
要有一个限度。
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活国安人”
，超过这个限度，就要“怨”
、“叛”
丛生。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
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
的悲惨局面。
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
，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
，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
。
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
[147]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皇朝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
史家论晋、隋之亡，在种种兴亡论中，是有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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