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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
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之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69]
人们在评价王国维的史学成就时，总是不能离开评价他的治史方法，可见他的“二重证据法”
在近代考据学上的重要地位。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这样写道：
这里讲的“互相释证”
、“互相补正”
、“互相参证”
都离不开考据方法，并把它加以理论化了，唯其如此，故可以“示来者以轨则”
。
从王国维到陈寅恪，都十分注意对治史方法的总结，由此也可以窥见一代学人的学术风貌。
陈寅恪和陈垣也都是近代历史考据学上的大师，前者以诗文与史事互证，后者以探求史源、讲究类例，在考据和撰述上都取得了创造性的学术成果。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陈寅恪注意到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如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事迹，以李复言《续玄怪录》发中唐宫闱斗争隐秘等，都是在这方面的独特创举。
四十年代，他把以元稹、白居易诗笺证史事的著作集成《元白诗笺证稿》，成为以诗证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后来，他又用十年时间，撰成《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即《柳如是别传》，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诗文，广泛地论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
其中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复社事迹、钱谦益投清因缘、郑成功复明活动等，本末甚详，且可补正史之不足。
这书是以诗文系统地考订一代史事的杰作，作者自称撰述此书是“欲自验所学深浅”
，堪称是作者一生治学方法的总结。
[71]
陈垣研究历史和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讲究类例，即分类列举的方法。
他在一个专题下面搜集许多材料，区别类例，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编纂成文。
他写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了这种方法。
他晚年的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也用的是这种方法。
他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如《史讳举例》，成书8卷，为例82；《元典章校补释例》，在一万两千多条材料中，选取十分之一，分类部居，加以疏解，成书6卷，为例50。
他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属于校勘性质的专书，不以例称，但也是运用类例的方法写成，凡5卷，收录材料194条，分为10例。
[72]陈垣在史学方法论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在《史讳举例》序中说道：
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
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
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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