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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个只懂得活给别人看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活得精彩的。
这个道理我懂。
所以说白了，我这“钤山隐读”
的十年无非就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充电，为自己的生命积蓄能量而已。
因为我始终认定：一个人的能量如果足够强大，就无须担心老天爷不给他机会。
机会迟早是有的，关键看你的能量是否能与之匹配。
所以说，我的十年“钤山隐读”
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
用你们今天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我也是需要承担“机会成本”
的。
也就是说，我并不能断定“隐居”
就是我诸多人生选择中最好的一种，我也不能断定别人在仕途上种种锐意进取的选择就比我更糟。
我唯一能断定的是——只要我在自己生命的空杯上不断地注水，总有一天，它就会盛满，并且自然而然地流溢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我为热衷于斋醮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所撰写的那一篇篇青词之所以能一再获得天子的激赏，正是我那充溢满盈的生命之水自然流淌的表现。
换言之，我日后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是早有预谋的结果。
道理很简单：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中苦心钻研诗文之道的时候，我怎么可能预见未来的天子会是朱厚熜呢？我又如何预见朱厚熜会那么迷恋斋醮、那么需要青词呢？我又怎么知道我在诗文上取得的精深造诣竟然会成为我青云直上并最终位极人臣的最重要原因呢？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预谋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极度渴望成功，却又始终缺乏机会，请你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的空杯加水。
不懈地加水。
相信我，很快你就能看到生命之杯充溢满盈的那一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我告别家乡的青山秀水，重新步入仕途，在南京当了四年多的低级官吏；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秋天，我进入南京翰林院担任侍讲。
这一年我已经四十二岁了。
我不知道真正的荣华富贵距离我还有多远，但我始终不急不躁。
在南京翰林侍讲的任上又待了四年、亦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我终于升任国子祭酒，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北京。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仕途开始进入一条上升通道。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我升任礼部右侍郎，次年又擢为左侍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十月，迁吏部左侍郎；是年年底，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稍后迁吏部尚书。
这最后一项调往南京的任命，在官秩上是升了，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
因为南京朝廷属于有名无实的机构，并没有真正的职权。
我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排挤。
要想重新回到天子脚下，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为此我锁定了一个江西同乡——夏言。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小我两岁，晚我十二年中进士，资历比我浅得多。
他的仕途本来并不比我顺畅，入仕后曾经当了好多年的低级官吏，可因为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所撰青词博得了嘉靖的欢心，于是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起便陡然间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的吏科都给事中（正七品），历翰林侍读、吏部少詹事、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掌院（正三品），到嘉靖十年年底一跃而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短短一年多连升五级，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可我知道，他仕途飞升的秘诀无非就仗着两个字——青词。
这个发现无疑对我日后的仕途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嘉靖十年起我便开始刻意交结夏言。
虽然我长他两岁，资格又比他老，但我在他面前执晚辈礼，对他恭敬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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