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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元军的一名将领张弘范忽然发现，原来襄阳久困不下的原因是它的粮道并未被真正堵死，宋军还时常通过后方的江陵（今湖北江陵）与归州（今湖北秭归）断断续续地运送补给。
张弘范遂献策：“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
元军统帅采纳了张弘范的建议。
自此，襄、樊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形势更加危急。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四月，范文虎进兵湍滩，与阿术展开遭遇战，兵败，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元军俘虏。
这一年五月，忽必烈加大了侵宋的力度，调集重兵对四川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南宋的西线兵力，使其无力东援襄阳。
六月，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进至鹿门，其时正逢汉水大涨，宋军逆流而上，被阿术所率领的元军东西夹击，溃不成军，丢弃战船和甲仗无数，连夜败逃。
最后一次重兵援救的行动宣告失败，襄、樊的陷落基本上已成定局。
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令人无从回避，我不得不做出姿态，屡次上书皇帝，请求亲自领兵出援，同时私下授意御史台的官员上章挽留。
度宗皇帝本来就离不开我，一看台谏劝阻，当然就没有同意让我出征。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三月，元军突破樊城外城，守城的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及部将牛富坚闭内城做最后的抵抗。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被围困达六年之久的樊城终于失守，范天顺自缢身亡，临死前高喊：“生为宋臣，死为宋鬼！”
部将牛富率领最后的一百多名战士与元军展开巷战，杀死杀伤无数元兵，最终赴火而死。
副将王福仰天长叹：“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
随后亦投火自尽。
樊城既破，我再度上表请求出征。
其实这一次上表我已经或多或少是出于真心了，可早已习惯跟我一起唱双簧的御史们还是坚持说：“师臣若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
度宗皇帝觉得他们说得很有道理，遂再次否决了我的请求。
二月，眼见樊城陷落的襄阳统帅吕文焕顿觉唇亡齿寒，遂斗志尽丧，开门出降。
襄、樊皆陷的消息传回临安，我真的有所震动了。
我对皇帝说：“臣屡请行边，陛下不许之，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
虽然我这么说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但那一刻我的心里难免还是有些愧疚的。
所以一个月后我再度上书，下决心准备上阵御敌了。
我说：“事势如此，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气势，将有大可虑者！”
可是，如果说这么些年来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那度宗皇帝显然就是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婴儿。
他一看我想离朝亲征，马上紧张万状地说：“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宋天子。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大宋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这一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十万、与前线共计二十万大军，以伯颜为统帅，至九月在襄阳完成集结，随后分东西两路大举南征。
东路军由博罗懽和刘整率领，出淮南、取扬州；西路军由伯颜、阿术和吕文焕率领，顺汉水而下，直逼郢州（今湖北钟祥）。
吕文焕其时已被忽必烈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襄阳大都督，并在入朝晋见忽必烈的时候主动献上了攻宋之策，自请为先锋。
也许真的是天要灭宋，这一年七月，年仅三十四岁的度宗赵禥突然扔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撒手而去。
虽说赵禥登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傀儡天子，但就在这个最为紧要的关头突然驾崩，则不免使得这个早已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离析的征兆。
我拥立了年仅三岁的嘉国公赵显即位，是为宋恭帝；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九月，伯颜大军猛攻汉水北岸的郢州，守将张世杰奋力死战，元军未能攻克，只好绕过郢州，于十月攻陷汉水南岸的新郢（郢州有新旧两城，旧郢在北岸，新郢在南岸），守将边居谊力战不敌，投火自尽。
十一月，复州（今湖北沔阳）知州翟贵出降。
十二月，元军又于青山矶（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大败夏贵水师，旋即攻下长江要塞阳逻堡（今武汉汉阳东），进围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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