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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即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言论。
我逢人便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
听者问我：“何以不言？”
我说：“方今朝廷无相，不可行也。”
绍兴元年八月二十三，天子终于下定决心，拜我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时入相。
我如愿以偿地笑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这吕颐浩竟然是个强硬角色，而且还倾向于主战，与范宗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从我们同登相位的那一天开始，我和他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仅仅一年之后，我们便决出了胜负。
我断然没有想到——输的竟然是我。
十一
我拜相后立即抛出了“耸动天下”
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具体言之，就是原籍在北地的南渡之人就回到中原地区去，而在北方的南人也应回到原籍。
乍一看，这似乎是“南自南、北自北”
的老调重弹。
实际上没这么简单。
因为前者只是一个笼统的纲领，而后者则是具体的执行政策；前者只是消极被动地承认沦陷的现状，而后者则是积极主动地贯彻南北分治的国策。
换句话说，南北之人各回原籍之后，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南人北伐、收复河山的意图，也能消除金人南侵的借口，从而消弭战端，确保宋金之间相安无事，最终促成和平的实现。
然而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
事后我反省自己落败的原因，四个字——操之过急。
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我既然反对用军事手段收复失地，那就应利用外交手段去收复。
可我刚登相位、立足未稳，宋金局势又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我还施展不开手脚。
在此情况下抛出这个政策，就会严重打击主战派光复河山的斗志，因此必然招致人们的反对。
其二，我的实力远逊于对手。
吕颐浩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而我刚刚回朝根基不稳。
所以吕颐浩紧紧抓住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政策，对我发起了致命一击。
他授意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我专主和议，阻挠和打击宋人光复河山的决心和士气，而且植党擅权；他们甚至在奏书中把我比作王莽和董卓。
其三，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此刻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南渡的北人。
在中原收复之前，我的政策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
而头一个被我伤害的就是大宋天子赵构。
当然，我落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子也跟我一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
他求和心切，恨不得一天之间就与金人达成永久的和平。
可事情又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
我需要等待各种条件成熟，才可能启动和议。
可天子等不了。
就在将我罢相的前一天，高宗赵构忍不住对直学士綦崈礼说出了心里话：“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就是北人，要归往何处？秦桧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如今究竟哪里耸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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