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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对此当然也是心中有数。
可他万般无奈，只好受命。
八月，李纲率领宣抚司仅有的一万二千人进驻怀州，一边练兵备战一边招募各地义勇，准备等到大军会集再全面反攻。
然而朝廷一纸令下，将他所募之兵全部遣散。
李纲愤而上疏：“河北、河东日日告急，至今未有一兵一骑以应战场之需。
怎奈刚刚募集而来的军队又尽皆遣散。
何况原以军法敕令各地起兵，而今却以寸纸罢之，臣恐日后有所号召，无复响应者。”
奏书呈上，朝廷悄无声息。
很显然，这临阵罢兵的阴招是时任门下侍郎的耿南仲一伙人搞出来的，目的是陷李纲于必死之地，既公报私仇，又为他们一贯坚持的议和政策扫清障碍。
退一步说，就算李纲不死，这仗也绝对打不赢。
一旦战场失利，议和之端便可再开。
除了兵员不济、军需不足之外，李纲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
那就是前线的各路将领根本不把他和宣抚司放在眼里，基本上不受节制，唯独听命于远在后方的汴京朝廷和钦宗皇帝。
“将从中御”
，这是大宋自开国以来相沿成习的祖宗家法。
按照大宋的这种军事体制，不管前线的战局如何瞬息万变、千钧一发，原则上各路将领都要服从天子和中枢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事实上就是接受遥控指挥。
很显然，这是一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陈规陋习。
大宋王朝在与辽和西夏的多年战争中之所以屡屡落败，其症结之一就在此。
但是我们的钦宗皇帝可不这么认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才觉得安全。
李纲屡屡向朝廷要求节制之权，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
所以前线各部依然我行我素。
金人抓住宋军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八月间趁隙将宋军各个击破。
一时间，黄河北岸诸府州的军民纷纷渡河南逃，州县为之一空。
六
靖康元年八月底，金国见宋军势颓，于是再遣宗翰发兵云中（今山西大同）、宗望发兵保州（今河北保定），仍分两道，卷土重来。
朝廷的议和之论再度甚嚣尘上。
耿南仲等人坚决主张割让三镇，他们抓住李纲前线战败的把柄，指责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
，将其罢为扬州知府，不久又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放逐至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九月，坚守了整整二百六十日的太原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终于被宗翰攻破。
城中军民阵亡饿死者十之八九，知府张孝纯被俘。
太原既破，宗翰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于十月间连克汾州（今山西汾阳）、平阳（今山西临汾）、隆德（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十一月初渡过黄河，不战而下西京洛阳，兵锋直指汴梁。
与此同时，东路的宗望于十月间大败宋将种师闵于井陉（今河北井陉），并攻下坚守了四十余日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间渡过黄河，连陷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
这一次，我们的大宋王朝在劫难逃了。
就在金人铁蹄汹汹南下、宋军望风披靡之时，大宋朝堂上的战和两派依然大打口水战，而钦宗皇帝始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时任尚书右丞兼中书侍郎的何栗上奏：“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何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守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钦宗若有所悟，一边命康王赵构远赴宗望军营议和，一边听从何栗建议，诏命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等四道总管率师勤王。
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在副宰相何栗这边，也就是主战。
倒不是说我又恢复了从前的单纯，而是我知道，钦宗皇帝现在的策略是以议和来讨好金人，而内心需要主战派来给他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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