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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们平常有些跑腿的小事总是喜欢找我帮忙，而我也总是干得不亦乐乎；要是碰上三月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集体活动，我都是主动请缨担任义务总办，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替大伙操办一切。
所以同窗们就赠给我一个雅号——秦长脚。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双健步如飞的长脚日后将带我走上那条一去不回头的无间道。
学生时代，我不但人缘很好，而且学业优异，所以我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就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授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一职。
年轻时候的我之所以表现得奋发有为，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我父亲秦敏学虽然也是从政之人，可一生中最大的官只当到县令，而且在我幼年即已去世，根本不可能对我的仕途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生能否出人头地，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努力！
当然，我后来的仕途发展，应该说还与我的妻子是有关系的。
她是名臣后代，其祖父是北宋神宗朝的著名宰相王珪，如此显赫的门第自然会对我有所助益。
我担任密州教授之后又继续深造，考中词学兼茂科，奉调为京师的太学学正，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训导长，算是返校任教了。
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总算是京城的官，比外放好多了。
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靖康年间从天而降的那场国难，我这一生恐怕很难当上宰相，更别说要执掌帝国权柄前后共计十八年并最终晋位为太师。
我很可能跟所有太平时代的官僚一样，以蜗牛的速度慢慢爬，到发白齿摇的时候混到一个尚书就算功德圆满了。
所以，靖康元年无疑是大宋王朝悲剧的开端，却是我个人平步青云的起点。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以为我这么说足以证明我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
其实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穷凶极恶的金国军队兵临汴京城下、强迫大宋割地赔款的时候，我是朝中为数不多的坚定的主战派之一。
金人当时提出的城下之盟是：一、大宋一次性赔付金国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二、宋主尊金主为伯父；三、宋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州）、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四、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立刻上疏，向钦宗皇帝建言：一、金人贪得无厌，绝对不能割让作为汴京屏障的三镇，最多只能许以燕山（今北京）一路；因为金兵南下时，守将郭药师叛降，燕山所属州县已悉数为金所有；既已被占，不妨遂认可之。
二、金人狡诈多端，即便议和，汴京的军事防御绝对不能松懈。
三、召集百官廷议，集思广益，共商国是。
四、金国的议和使臣只能驻留朝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登上朝会大殿。
可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如同泥牛入海，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几天后，我突然被擢升为职方员外郎。
我大感振奋，以为主战派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
正当我挽起袖子准备报效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忽然命我去张邦昌的官署报到，听候差遣。
你们也知道，这个张邦昌就是后来被金人扶植为“楚帝”
、建立傀儡政权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
显然，这一纸任命状是主和派颁发的，目的是想收买我。
我义愤填膺，一连呈上三道辞职奏章，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此项任命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
说白了就是——宁掉乌纱，决不卖国。
朝廷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
日后当我偶尔回想起年轻时代壮怀激烈的那一幕时，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我甚至很难想象靖康元年上疏辞官的秦桧和南宋初年奔走在无间道上的秦桧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我是多么正气凛然啊！
所秉持的从政理念又是那么单纯！
我以为身为社稷之臣、民之父母，国难当头的时刻就应该把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我以为只要大宋王朝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凶残的胡虏，保卫美丽的家园；我以为天子和百官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也拥有和我相同的信念，大家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没有根本的分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世界并不那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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