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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司马光却对众人的建议置若罔闻，依然一意孤行。
同月，新党的另一个大佬、时任知枢密院事的章惇亦被罢职。
至此，洗牌行动基本上宣告结束。
朝廷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部被旧党所占据。
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躲过了一劫。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一年九月，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司马光，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宰相便一病而亡。
这对我来讲绝对是个不祥之兆。
果不其然，不久后旧党的御史们便对我发起了攻讦，说我“挟邪坏法”
。
他们之所以给我安这么一个罪名，主要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蔡确等人的“定策之谋”
。
其实这时候说我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道理很简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新党都倒了，唯一对我抱有好感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也死了，我凭什么在朝中待下去？
我旋即被罢免，出知成德军。
自此，我从仕途的第一个高峰上跌落，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低谷。
整个元祐年间，我都在帝国的四面八方漂流辗转。
先是改知瀛州（今河北河间），不久又徙成都。
其后谏官范祖禹又继续落井下石，上疏弹劾，说我这个人“绝不可用”
。
于是我又接连被贬为江、淮、荆、浙发运使，然后又出知扬州，再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于元祐末年才又回到成都任上。
在元祐时代的九个年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落败的原因是什么？
表面上看，是一系列瞬息万变的外在原因导致了我的失败。
比如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致使政局为之一变；比如蔡确贪图“定策之功”
，又把我拉下水，予人攻击新党的口实；又比如我好不容易取得了司马光的信任，可这把保护伞又倒得太早；等等。
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我的意志能够转移的，因此我的失败并非自身的主观原因所导致。
然而，答案果真如此吗？
不。
我觉得寻找客观原因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追究自己身上的问题。
虽然我在熙宁年间已经抛弃了纯真的理想，领悟到政治就是一门艺术——站队的艺术，可这种领悟还是太过于幼稚肤浅。
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一旦新党失势我自己也在劫难逃；我没有考虑到这种从一而终的站队思维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成败都取决于别人或运气，而不取决于我自己。
通过九年的反复思考，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不应该仅仅是站队的艺术。
这种思维充其量只是入门的水平。
政治应该还有更深邃的内涵。
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内涵是什么？
换句话说，政治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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