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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放大。
在美洲大陆，自然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改造，使得此前一直难以形成自身特点、在创作和理论上均乏善可陈的美国文学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自然主义在美国文学中有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的《街头女郎梅季》（1893）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的创作颇受左拉影响，其小说《麦克提格》（1899）把主人公的悲剧归咎于生理缺陷，《凡陀弗与兽性》（1914）则描写了动物本性导致人物堕落的故事；杰克·伦敦的作品是浪漫冒险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狗的小说”
系列中，将自然主义强调的遗传和环境因素借由狗的形象渲染得淋漓尽致。
而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因《嘉丽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等经典自然主义小说的发表，成为公认的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魁首。
一大批自然主义作家的出现，表征着美国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坛的崛起。
而1930年，自然主义倾向浓重的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为美国文学赢得了首个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美国文学已经站到世界文学最前列的标志。
自然主义文学在亚洲大陆的显赫成就，则主要体现在迅速崛起的日本文学之中。
自然主义对日本文坛的改造，使原先很长时间一直停滞不前的日本文学在20世纪初迅速进入现代阶段。
文学是人学，但文学对人的认识与表现却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
一般来说，前自然主义文学对人进行审视的视点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层面。
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经济的动物和社会的动物得到了广泛展示，但其更为深层的一些本质却尚未得到挖掘。
作家们受时代影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他们对人审视的视点当然主要集中在人的社会性、阶级（阶层）性上。
从文学的底蕴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及社会的人所进行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
与此相适应，社会问题，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前自然主义作家为揭示当前社会关系不完善的基本主题通用的和决定性的题材。
从单纯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中挣脱出来，自然主义作家进一步把视线集中到个体的人的感性生命本身。
自然主义作家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学同以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相契合，忽视了人类一部分被隐蔽、被排除的现实——人类的肉体。
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们感到新的文学应该立即如实地将人身上被忽视的东西揭示出来，以弥补传统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不足。
在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进化论、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启发下，自然主义作家获得了一种崭新的人的观念，并因此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人的描写。
如果说前自然主义作家往往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为武器，主要是从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观察描写社会和社会的人；到了自然主义，作家们则拿起了科学的武器，转而强调从生理学、遗传学乃至病理学的角度来观察、描写作为生物而受生理本能和遗传基因影响的人。
文学自然主义的底蕴在于生理学的解剖，自然主义作家把视线进一步集中到单个的、独立的、个体的人身上，向着人这一文学主体的更深处大踏步地挺进。
人是本能的载体，这是自然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对这一主题的揭示，左拉的《黛莱丝·拉甘》（1867）很早就为后起的自然主义作家创制了样板。
在很多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人之本能的类于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解剖。
在阴暗黑湿、暴烈盲目的心理背景之下，炙热的权欲、难御的嗜虐、疯狂的肉体需求构成了一幅幅“人兽”
的图画；而尤其是肉欲，则更为自然主义作家所看重。
人的生理变化与春情、性觉醒与性冷淡、**的和谐与不协调、亢奋的满足与色之饥饿、同性恋与**乃至怀孕与生育，所有这些都无一不在自然主义作家观察与表现的范围之内。
以莫泊桑《俊友》中的杜洛阿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主义作家因引进对人生理本能的解剖而大大加强了人物描写的深度。
作为野心家，杜洛阿和拉斯蒂涅可谓是一对同胞兄弟。
但只要略加比较，我们便可很容易地看出他们的同中之异。
同样年轻漂亮、聪明机灵，同样是以猎取与控制上流社会贵妇而达到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但我们在拉斯蒂涅身上看到的只是野心、贪欲和谋略，而在杜洛阿身上却还看到了对其野心、贪欲和谋略有所影响、有所推动、有所刺激的生理要求和冲动。
杜洛阿不仅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而且还是一个精力充沛、肉欲旺盛的**棍。
他一出场就带有肉欲化身的特点。
在他身上，甚为发达的感觉是对女人的感觉，最为热衷的兴趣是对女人的兴趣，他在漂亮女人面前潜在的意向往往就是肉体上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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