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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祥写了一群投身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青年男女，但无论是写投身于共产党的一方，还是写投身于国民党的一方，作家都没有给人物贴上阶级的标签、党派的标签。
作家首先把笔下的人物当成“会思考的芦苇”
——人，他写人从蒙昧到觉醒的不由自主的追求，写人的追求中的蜕变和蜕变过程中的情感起伏、灵魂抉择。
可以说他触摸与探寻了投身于“三民主义”
与“共产主义”
的两类青年的灵魂，尤其在写到他们中如陈墨涵的“起义”
、李文彬的“变节”
、张普景的固执与信念、莫干山的慷慨赴死、梁必达的找寻与爱情、江古碑的私欲与复仇、窦玉泉的韬晦与远虑时，摈弃了阶级、党派，甚至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习惯眼光，代之以顺乎人物个性与梦想的、以一种对人物行为不定性描写的写作方式，暗含着一种公正的价值取向，用大写的人格烛照历史，使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的发展与汇合，如陈墨涵率部起义、梁必达与窦玉泉对东方闻音的追求等，均写成了人格的较量与融合，并因此使小说避免了脸谱化与简单化，实现了对波诡云谲的复杂多变的历史的艺术的审美创造。
其二，对历史的审慎把握，使历史在审美的创造中更显示其微妙之处。
徐贵祥在写作中常常是用一种可能性或猜想式的笔触来诱发读者对当时历史情境的想象，越是到了该对人物定性时，他往往越不愿“一锤定音”
。
小说长达46万字，写了30来个人物，即使是对小说的第一号人物梁必达，作家也始终不用固定的眼光去观照，而是让人物顺着他自己的思想性格，充满无限可能性地发展，使这个参加革命之初没有任何准备的小人物一会儿像土匪，一会儿像农民，一会儿像真正的英雄，一会儿又像政客……这种赋予人物具有不确定性的写作，使人物更有了耐人寻味的魅力。
作家让我们读完全书才深深地感悟到，所谓革命者，并不等于他参加了哪一个党派就是革命者，革命者有可能来自反革命的阵营，相反，反革命也很有可能出自革命的政党。
徐贵祥把多种可能性的中国革命史写活了，赋予了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以更加艰辛与执著的品格。
其三，理性的分析与灌注，使创造的**更具创造真实历史人物与氛围的理性色彩。
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在揣摸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结局与历史的原生状态，从而慎笔游走，不着余墨。
当写到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时，作家没有依赖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把一些具体的人物行为写成了超然物外的抒情诗，让你感受美，但绝不是人的本能的生理感觉。
作家的这种“顾左右而言它”
的审美手段，使作品实现了艺术的间离效果——什么都写到了，但什么细节也没提供。
这样作家就实现了引导与牵引读者想象的目的，这种手段在作品中随处可见。
可以说《历史的天空》写活了一群复杂的人、丰富的人，加深了我们对人的认识与理解，不仅有肮脏的、卑下的，同时，作品又升华出一种高尚的、忘我的、无私的、无畏的人格境界，并在其中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一般认为，徐贵祥是一个战争小说作家，而且骨子里不乏英雄情结。
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作家的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对于作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军事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有远见的军事思想家，应该具备一副对军营文化有独特感悟能力的大脑。
同时，我们还认为，一个作家的经历和长期的生活体验也是作家思想的高度和深度的先决条件。
徐贵祥两次上过战场，尽管他自谦“那不过是跟着大部队去凑凑热闹”
，但是，战争环境对人的灵魂的洗礼却是实实在在的，在经常性的生与死的选择中，对于生命质量的检验，恰好也给作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想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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