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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为党的事业战斗，死，要为党的事业献身”
，他的这种崇高精神信念终于在他为抢救列车而英勇献身的行为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使自己有限的生命闪烁出永恒的理想之光。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极大影响，曾作为共产主义教育读物推荐给广大青年读者。
小说创作当时被认为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所取得的重大社会主义文学成就。
作品的创作方式，作品中所体现的观念和表现形式，都深深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局限。
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以东海前哨某海岛女民兵连的生活为背景，记述和平时期的对敌斗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民兵的英雄形象，后来该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同样受到观众赞誉。
十年“文革”
，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军旅文学也曾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赶进“牛棚”
，或被摧残致死。
然而，也不可否认，即使在极其恶劣的创作环境中，仍有一批执著于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笔耕不辍，坚持写作，也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短篇小说如林和生的《向外拐》（《解放军文艺》1966年11月），长篇小说如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
1973年，“文革”
尚未结束，军事文学月刊《解放军文艺》率先复刊，于是，一批作品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如李占恒的《布洛罕莫德火种》，张勤的《小岛宏图》，王世阔的《伞兵团长》，毛英的《十八天》，崔洪昌的《军营新歌》，杨闻宇的《野营筹粮记》，树根的《强台风到来之前》、《追波逐浪》，廖西岚的《战士支委》等等。
无庸讳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些作品无论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都带有那个时代局限性，甚至某些作品带有“左”
的印痕。
然而，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在军旅文学干涸的土壤上，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是淅淅春雨，它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军旅文学没有枯竭，广大读者在企盼着军事文学的春天早日到来。
同时，它又是“文革”
之后军事文学崛起的人才准备和舆论准备。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文革”
结束，伴随着南线边境战事的爆发，军旅小说以无可阻挡的潮流冲击中国文坛，成为中国军事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无论怎么说，从50年代酝酿，到60年代形成**的现实题材创作热，在中国军旅小说的历史上都是极有意义的。
它在告诉我们，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到生活的涡漩中去，才能捕捉到最美的浪花，才能对生活有真实的深刻的体验，才能写出新颖的、鲜活的、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同时，在军事文学队伍特别是军旅小说队伍形成之初，便有了一个热爱现实生活的优秀传统。
这个传统，既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继续贯彻，也是对后来者的理论启示和引导。
在中国当代军旅小说史上，它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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