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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
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査。
宁芳说。
你有兄弟姐妹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
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忘不了。
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
当时她一家好几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你不害怕?
有点。
吋我是学保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5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史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苒的传染力。
再说，我人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都比较积极主动。
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
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不被人理解和支持。
百姓们对的害怕和恐惧，引伸至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这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她们的急救车常常都是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
3月底的一日，某区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
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
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SARS真情。
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目的地方。
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等到广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
流调队员进人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厲神秘号号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闭上门。
我看你们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
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戴啥，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
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啥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
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占少数。
流调队员为了完成抢救患者和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和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可能会遭遇不配合或者拖更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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