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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
（据《日知录·马政》条）然则像汉朝，不但无畜马之禁，且有马复令者（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食货志》），民间的畜牧，自然要兴盛了。
但这只能藏富于民，大规模的畜牧，还是要在边地加以提倡的。
《辽史·食货志》述太祖时畜牧之盛，“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
。
又说：“自太宗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
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群不下千匹。”
此等盛况，各个北族盛时，怕都是这样的，不过不能都有翔实的记载罢了。
此其缘由：（一）由于天时地利的适宜；（二）亦由其地尚未开辟，可充牧场之地较多。
分业应根据地理。
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则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设法振兴，不可不极端努力了。
渔税，历代视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关于渔业的记载亦较少。
然古代庶人，实以鱼鳖为常食（见第十三章）。
《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太公实以通鱼盐为致富的一策。
这或是后来人的托辞，然春秋战国时，齐国渔业的兴盛，则可想见了。
《左传》昭公三年，晏子说陈氏厚施于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
（谓不封禁或收其税）。
汉耿寿昌为大司农，增加海租三倍（见《汉书·食货志》）。
可见缘海河川，渔业皆自古即盛。
此等盛况，盖历代皆然。
不过“业渔者类为穷海、荒岛、河上、泽畔居民，任其自然为生。
内地池畜鱼类，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学士之徜徉，为诗酒闲谈之助。
所以自秦汉至明，无兴革可言，亦无记述可见”
罢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说，商务印书馆本）。
然合沿海及河湖计之，赖此为生的，何止千万？
组织渔业公司，以新法捕鱼，并团结渔民，加以指导保护等，均起于清季。
国民政府对此尤为注意，并曾豁免渔税，然成效尚未大著。
领海之内，时时受人侵渔。
公元1937年，中日战事起后，沿海多遭封锁，渔场受侵夺，渔业遭破坏的尤多。
狭义的农业，但指种植而言。
广义的，则凡一切取得物质的方法，都包括在内，矿业，无疑也是广义农业的一部分了。
《管子·地数篇》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
“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
我们据此，还可想见矿业初兴，所采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属。
然《管子》又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
“荣”
即今所谓矿苗，则作《管子》书时，已知道勘察矿苗之法了。
近代机器发明以来，煤和铁同为生产的重要因素。
在前世，则铁较重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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