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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所以“弼教”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见《书经·尧典》），而后世则但求维持形式上的互助。
人和人的相处，所以能（一）平安无事，（二）而且还可以有进步，所靠的全是善意。
苟使人对人，人对社会，所怀挟的全是善意，一定能彼此相安，还可以互相辅助，日进无疆，所做的事情，有无错误，倒是无关紧要的。
若其彼此之间，都怀挟敌意，仅以慑于对方的实力，社会的制裁，有所惮而不敢为；而且进而作利人之事，以图互相交换，则无论其所行的事，如何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根本上总只是商业道德。
商业道德，是决无以善其后的。
人，本来是不分人我，不分群己的。
然到后来，社会的组织复杂了，矛盾渐渐深刻，人我群己的利害，渐渐发生冲突，人就有破坏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以自利的。
欲救此弊，非把社会阶级彻底铲除不可。
古人不知此义，总想以教化来挽回世风。
教化之力不足，则辅之以刑罚。
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于人的动机。
所以说《春秋》断狱重志（《春秋繁露·精华篇》）。
所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大学》）此等希望，自然要终成泡影的。
法律乃让步到不问人的动机，但要求其不破坏我所要维持的秩序为止。
其用心如何，都置诸不问。
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为维持某种秩序的工具了。
于是发生“说官话”
的现象。
明知其居心不可问，如其行为无可指摘，即亦无如之何。
法律至此，乃自成为反社会之物。
有一事，是后世较古代为进步的。
古代氏族的界限，还未化除。
国家的权力，不能侵入氏族团体之内，有时并不能制止其行动。
（一）氏族成员遂全处于其族长权力之下，此等风气在家族时代，还有存留。
（二）而氏族与氏族间的争斗，亦往往靠实力解决。
《左传》成公三年，知罃被楚国释放的时候，说“首（罃父），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
。
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费遂说：“吾有谗子而弗能杀。”
可见在古代，父可专杀其子。
《白虎通义·诛伐篇》却说“父杀其子当诛”
了。
《礼记》的《曲礼》《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师长，交游报仇之礼。
《周官》的调人，是专因报仇问题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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