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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元以来，并两者为一。
三场所试的策，绝无范围。
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若要实事求是，可说是无人能应。
天下事，责人以其所不能为者，人将并其所能为者而亦不为，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明清科举致弊之源，即在于此。
宋代改革科举之意，是废诗赋而存经义、策论，这个办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
其学校及科举并用之意，到明朝，却在形式上办到。
明制，是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的（府州县学生应科举，是先须经过督学使者的试验的，谓之“科考”
。
科考录取的人，才得应乡试。
但后来，除文字违式者外，大抵是无不录取的。
非学生，明代间取一二，谓之“充场儒士”
，其数极少）。
所以《明史》谓其“学校储材，以待科举”
。
按科举所试，仅系一日之短长，故在事实上，并无学问，而年少气盛，善于作应试文字者，往往反易弋获，真有学问者反难。
学校所授，无论如何浅近，苟使认真教学，学生终必在校肄习几年，必不能如科举之一时弋取。
但课试等事，极易徒有其名，学问之事，亦即有名无实。
毕业实毕年限之弊，实自古有之，并不自今日始。
使两者相辅而行，确系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
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
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
（一）假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年少气盛的人，亦必愿应科举而不愿入学校。
（二）况且应试所费，并来往程途计之，远者亦不过数月，平时仍可自谋生活，学校则不能然。
所以士之贫者，亦能应科举而不能入学校。
（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
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材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
（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
？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
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
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
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
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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