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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十四年，除将原本六百石还官外，并将余利，造成仓廒，得粟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
自此借贷就不再收息了。
朱子此法，其以社为范围，与长孙平的义仓同。
不但充平籴及救济，而兼供借贷，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同。
以社为范围，则易于管理，易于监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
如此，则有将私藏的仓谷出贷，化为有用的资本之利，而无青苗法与官交涉之弊。
所以历来论者，都以为此法最善；有与其提倡常平、义仓，不如提倡社仓的倾向。
义仓不如社仓，诚然无可争辩，这是后起者自然的进步。
常平和社仓，则根本不是一件事。
常平是官办的，是和粮食商人斗争的。
义仓和社仓，都是农民互助的事。
固然，农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将无所施其剥削，然使将现在社会上一切剥削农民之事，都铲除了，农民又何至于不足呢？
固然，当时的常平仓，并没有控制市场之力；至多当饥荒之际，开办平籴，惠及城市之人。
然此乃常平办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够，并不是其本质不好。
依正义及经济政策论，国家扶助农民和消费者，铲除居间者的剥削，还是有这义务，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
所以常平和社仓，至少该并行不废。
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仓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会好的。
因为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样要吮人膏血的，并无彼此之分。
主张社仓的，说社仓范围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难于作弊。
然而从来土豪劣绅都是明中把持、攘夺，并不是暗中攫取的。
义仓创办未几，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于县。
社仓，据《文献通考》说：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甚者拘催无异正赋”
，以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
不为功。
可见防止贪污土劣的侵渔，仍不能无借于人民的自卫了。
平抑粮食以外他种物价之事，东汉以后无之。
只有宋神宗熙宁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师的物价，然其后事未能行。
借贷，亦始终是剥削的一种方法。
最初只有封君之类是有钱的人，所以也只有他们能营高利贷的事业。
后来事实虽然变换了，还有借他们出面的。
如《汉书·谷永传》说：当时的掖庭狱，“为人起债（代人放债），分利受谢”
，亦有官自放债的。
如隋初尝给内官以公廨钱，令其回易生利，这种公廨钱，就是可以放债的。
其类乎封建财产的，则南北朝以后，僧寺颇多殷富，亦常为放债的机关。
私人放债取利，较大的，多为商贾所兼营，如《后汉书·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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