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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人因国君的继承，关系重大而为之补充的，乃系学说而非事实。
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
主权不属于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
案：《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实际也有些相像。
但形式上还是有君的。
至于鲁昭公出奔，则鲁国亦并未立君，季氏对于国政，绝不能一人专断，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
可见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曾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
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
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破坏掉的。
《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
，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
。
其事项：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案：《左传》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
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亦朝国人而问，此即所谓询国危；盘庚要迁都于殷，人民不肯，盘庚“命众悉造于庭”
，反复晓谕。
其言，即今《书经》里的《盘庚篇》。
周太王要迁居于岐，“属其父老而告之”
（《孟子·梁惠王下》），此即所谓询国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争立，晋侯使士景伯往问。
士伯立于乾祭（城门名），而问于介众（介众，大众）。
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卫人亦致众而问。
此即所谓询立君。
可见《周官》之言，系根据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
《书经·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龟，五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并非随意询问。
至于随意询问之事，如《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孟子·梁惠王下》），以及《管子》所谓啧室之议等（见《桓公问篇》），似乎不过是周谘博采，并无必从的义务。
然其初怕亦不然。
野蛮部落，内部和同，无甚矛盾，舆论自极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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