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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与此相类的制度。
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显著。
因为氏族从母系转变到父系，本是和斗争有关系的。
父系氏族而有此广大严密的组织，自然更能发挥其斗争的力量。
我们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为最完备，周这个氏族，在斗争上是得到胜利的。
宗法的组织，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祖的人，人类因血族而来的团结，可谓臻于极盛了。
然而当其极盛之时，即其将衰之候。
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当进化尚浅之时，人类的互助，基于有合作而无分工。
其后虽有分工，亦不甚繁复。
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过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人类联结的广大，是随着分工的精密而进展的。
分工既密之后，自能将毫不相干的人，联结在一起。
此等互相倚赖的人，虽然彼此未必相知，然总必直接间接，互相接触。
接触既繁，此前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除了。
所以商业的兴起，实能消除异部族间敌对的感情。
分工使个性显著。
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发挥其所长，获得致富的机会。
氏族中有私财的人逐渐多，买卖婚即于此时成立。
于是父权家庭成立了。
孟子说：当时农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
说者以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农民有弟，则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可见其家庭已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一样了。
士大夫之家，《仪礼·丧服传》说大功同财，似乎比农民的家庭要大些。
然又说当时兄弟之间的情形道：“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
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则业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财产，不过几房之中，还保有一笔公款而已。
其联结实在是很薄弱的，和农夫的家庭，也相去无几了。
在当时，只有有广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
这是因为（一）他的原始，是以一氏族征服异氏族，而食其租税以自养的，所以宜于聚族而居，常作战斗的戒备。
只要看《礼记》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谓公族者，是怎样一个组织了。
后来时异势殊，这种组织，实已无存在的必要。
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
这是一切制度都有的惰性。
（二）其收入既多，生活日趋**侈，家庭中管事服役的奴仆，以及技术人员，非常众多，其家庭遂特别大。
这只要看《周官》的《天官》，就可以知道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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