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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又是个读者，年登不惑，需要看专业书，并且喜欢看严肃的文学书，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个故事的《十日谈》、节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马克，还有一些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书，不客气地说，出得完全是乌七八糟。
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
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
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对我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性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问题，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这一点是《性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
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
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
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
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要的书，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也不适合于我们。
这一点与意识形态无关。
举例而言，《雷锋的故事》这样的书对青年有益，把它译成英文，也很适合西点军校的学员阅读，但是对于那些秃顶教授，就不那么适宜。
再比方说，《罗兰小语》、琼瑶的小说，对美国highschool的女生很适宜（可惜的是美国这类书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年过四旬，拿了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讲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就不适宜，如果强要他们读的话，大概会感到有点恶心。
这种人甚至会读StoryofO，虽然你问他时他不一定肯承认。
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做牺牲。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
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
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
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
而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
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种做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
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杜撰的口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这“下一步”
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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