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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当时的城市如同古代的其他城市一样，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不可以后世的城市度之，如文献中经常出现诸如“在这座城市的灌溉区”
、“在该城丰收的大麦收割之后”
[10]之类的记载。
其四，城市是公民的城市，是可以称为“人”
的城市，古巴比伦的城市是“阿维鲁”
的城市。
在阿卡德语中，“公民”
（Awīlum）一词便是从“城市”
一词（Alum）起源的，其直译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
。
[11]
所以，城市最初只是享有公民权的人的集体，“是公民的集体组织，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12]。
城邦在发展到城邦联盟或专制帝国的阶段后，城市在本质上与国家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依托的。
相互依托是因为没有公民，国家便只剩一具空壳，国将不国；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保护公民的利益，维护公民的安全。
相互矛盾是因为在权力和利益分割方面，城市或公民集体有时与君主或国之统治者是相冲突的，城市是公民自己的城市，但同时它无疑又是国家或君王的城市。
所以，城市的管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民和国家在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分配问题。
分配得好将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分配得不好则会阻碍甚至破坏城市的发展，从而使国家的利益和公民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城市自治或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治的权利，是调节公民与君主、地方城市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历史实践，在古代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流行过这种管理模式。
甚至在被称为极度专制的东方君主国家中，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治权也并不罕见。
图5.6阿拉拉克王伊德里米（Idrimi）。
他在一次国内起义后，遭到国民驱逐，与其一起被放逐的还有他母亲的家族。
约公元前1570—前1500年
（二）城市公民集体拥有驱逐国王的权利
国王和中央政府对城市地方政府实行监督和控制，在任何统治形式的社会中都是必要的，更不用说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国王也并非一味地唯命是从，对“无道”
的“昏君”
城市可以拒不接受，甚至驱逐他。
例如，在一份属于古巴比伦时期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城市的长老会（?ibuta-li-?u）将驱逐国王。”
（RA27149：25）另一份文献记载道：“城市的长老会将把城市及其国王交给（敌人）。”
（CT2037iu7）[13]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可以说微乎其微。
这两份材料也只能提供一个线索。
驱逐国王可能是城市及其公民能够享有的最大政治权利了。
（三）公民享有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权利
城市既然是公民自己的城市，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与城市产生的目的，与其本质相一致的。
《汉谟拉比法典》[14]中就有这样的规定：
第22条：公民（Awīlum）犯强盗罪而被捕者，应处死。
第23条：如果强盗没有被抓到，被抢之人应在神前申明他所被抢之物，城市（Alum）或发生抢劫的地区的长官（Rabiānum）将赔偿他的损失。
第24条：如果丢了人命，则城市和市长将赔偿其亲人一明那银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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