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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古怪，不是指的私盐问题，事实上私盐这东西，光靠制度是无法禁绝的，姜星火说的古怪，是刨除私盐后的事情。
既然每人每年的盐食用量是一样的，北宋1亿人口，大明6000万人口，而北宋盐税收入在官盐只占市面流通量四成的情况下，达到了1000万两，大明如果同样官盐只占市面流通量四成，那么合理的税收，应该是600万两，但如今实际上只有250万两。
——剩下350万两差在哪了？
只要解决盐税的问题，那么姜星火面临的赌约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这里面有两个变量有可能导致数字的差异。
第一个是官盐占市场的比例，第二个是每斤盐在北宋和大明不同时期抽的税是否相同。
但就“官盐占市场比例”
这个问题来说，大明是禁绝私盐的，而且官府严厉打击贩卖私盐的情况，虽然私盐交易屡禁不止，但再怎么说，就算是比烂，也不可能官盐仅仅占市面交易的四成份额，实际上情况，大明的官盐应该占到了五到六成，也就是说数字不仅不该下降，反而应该上升才是。
但这么算，差异越来越大。
“大明怎么抽盐税的？”
这个问题作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自然门清儿。
“大明每斤盐朝廷抽税，只比北宋要少一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市场比例高，抽税一样，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能差出350万两之巨的盐税收入。
开中法吗？
不，不完全是。
大明为了防卫北元对中原的袭扰，在边境部署了几十万兵力，但由于边境距离大规模产粮区太远，为了解决后勤补给的困难、减轻财政负担，采用甩包袱的开中法。
开中法确实是消耗了盐引，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塞地区来换取盐引，然后去朝廷指定盐场换取盐，再在固定范围内进行销售，通过将食盐的贩卖资格下放，促成食盐的商品贸易。
但不管怎么说，实际支出盐引的，大头还是在两淮盐场，这部分盐引算作朝廷抵扣给商人运粮费用的，但绝对不会高达350万两白银。
为什么？因为每年通过开中法，给北边运输的粮食数量是固定的。
开中法末梢的晋商，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提供粮食，获得河东盐池的盐引，以及两淮盐场的盐引，每年通过商屯和运输，大约是500万石米。
姜星火在常州府，是扮演过米商来暗访当地的粮食盗卖案的，很清楚按照大明现在的物价，一石米的价格大约是240-250文，也就是约0.2两银子，每年朝廷通过开中法，为了给边军运输到位500万石米，米价运输前是100万两白银，运输后折算成盐引，大概是200万两左右。
是的，千万不要按什么10石米运到北方，路上要吃9石米来算，这是战时标准，而开中法解决的是北方数十万军队的日常开销，选的是最便于朝廷的经济方案，朝廷才不管开中法的商人怎么运输你就是不运输，就在军营旁边种田我都不管，只要你把500万石米送到边境就行。
你以为商人真的是千里迢迢运粮？
商人才不傻呢！
现在晋商都是直接在北地屯田种粮食，然后数量不够的，才从南方海运过来，人家自己都不用漕运，知道海运损耗极低。
这种屯田+海运的方式，让晋商运输给边军的米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约在0.25两白银石的样子，然后再把盐引一卖，晋商自己根本不管分销之类的，就是把盐引过一手卖给盐产区的商人，每年就是数十万两白银的利润。
所以，即便是按照最谨慎的估计，在官盐占市场比重四成（实际上大约五六成）的情况下，依旧有高达150万两白银的盐税收入，不翼而飞了！
“还剩68万两的缺口。”
姜星火看着最终算出来的数字，喃喃自语。
夏原吉算了笔账：“别的地方都不用管，只要把产量最高的两淮盐场的盐税整顿清楚，把这朝廷发盐引该拿的税钱拿回来，最起码70-80万两白银的盐税，是能追出来的，作为额外收入，补充到约定的210万两里面。”
姜星火理清楚了210万两税收的全部构成，此时终于定下了决心。
现在仅仅把盐政衙门抓一些人的打击力度，还远远不够。
“所以，伱们是自己找死啊接下来，就要好好算算过去的账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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