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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之命运变迁，更令人做深长之思。
南三阁之文宗、文汇两阁毁于战火。
两阁地处镇江、扬州，阁中事务由两淮盐政经略，每年派绅士十几人，司其检曝借收。
当地士子也时常至阁阅览、借抄。
先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镇江被英军攻陷，文宗阁遭受涂炭，但所藏库书幸未被全毁。
十一年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镇江，寺僧得知消息，方丈督促僧众忙着转移佛经，却没有通知典守《四库全书》人员，至文宗阁库书被悉数烧毁。
太平军很快攻打扬州，当地士绅敦请盐运使刘良驹转移文汇阁库书，刘良驹置之不问，太平军焚毁文汇阁，库书竟无一册被抢出。
同治初，曾国藩曾派学者莫友芝到镇江、扬州探访两阁《四库全书》下落，试图找到一些前此借录未归或拾诸未烬之书，但无功而返。
文宗、文汇两阁库书仅存世半个世纪，即片纸无存。
杭州文澜阁遭太平军涂炭。
文澜阁库书由两浙盐运使掌管一应事务及维护经费支出，聘请地方著名绅士担任司事、训导等职，负责书籍收发借阅事项，士子得读中秘之书，多有受益。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第一次进入杭州，文澜阁库书幸未遭劫。
第二年太平军再次进入杭州，浙省大小官员弃城溃逃，已倾圮的文澜阁内《四库全书》大量散佚，当地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避难至此，偶见市中商家卖物，率以字纸包裹，取视皆为《四库全书》散叶，立即随地捡拾，得数十大册。
丁氏深夜潜入阁内，肩负手持，抢救十余日，得书八千余册，藏于杭州府尊经阁。
太平军退走后，丁氏兄弟又委托书贾前往杭州搜访购求，收得一部分散佚图书。
光绪六年（1880），地方官吏及士绅发起，重建文澜阁，第二年工程告竣，文澜阁基本上恢复旧时规制。
文澜阁建成后，将原存于尊经阁的《四库全书》残本移置阁中，经初步清检编目，共存八千三百八十九册，不足原数四分之一。
丁氏兄弟在官府支持下，设立书局，主持补抄事宜，还尽出家藏八千卷楼旧本，同时广泛搜罗当地藏书家藏书，以备采择。
从光绪八年到十四年（1882—1888），用六年多时间，补抄阙书二千一百七十四种，阙卷八百九十一种，合之原藏阁本三百三十一种，阁书总数达三千三百九十六种，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册。
此次补抄，不仅使文澜阁库书初具规模，而且补足了全书所收某些书籍的缺佚。
如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四库全书》收十七卷，原阙三卷，此次补抄，补足了二十卷。
辛文房《唐才子传》，《四库全书》仅从《永乐大典》辑出各条，厘为八卷，此次补抄，补足十卷，以成全璧。
这之后，一九一一年浙江公立图书馆（后改称浙江省立图书馆）建成，馆长钱洵亲加清点，主持编成《壬子文澜阁书目》。
一九一五年，钱洵离任后，又在北京设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在杭州设立补抄分馆，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并参考藏书家珍藏旧籍，按目抄写互校，经数年努力，共抄成待访书十三种，待访卷二十种。
一九二三年，浙江教育厅长张宗祥再次发起补抄文澜阁阙书阙卷，历时两年，补抄阙书、阙卷二百一十种，校正订抄二百十三种。
三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原貌。
一九二六年，浙江省图书馆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又一次全面清理，更正了由于三次补抄出现的重抄、漏抄的缺失。
此次清理，统计文澜阁《四库全书》实存三千四百五十九种，三万六千二百七十八册，另阙书一种，阙卷二十六种。
其后又陆续补入，至一九三二年再次清点，文澜阁《四库全书》共存三千四百五十九种，三万六千三百零九册，另阙书一种，阙卷二十二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广泛搜求阁书原本，多有创获，一九五八年清点时，阁书已达三万六千四百六十五册。
北四阁之文源阁，咸丰十年（1860）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在这场浩劫中被化为灰烬。
文渊阁《四库全书》历尽劫波，漂泊台湾。
一九二四年，清皇室迁出故宫，文渊阁《四库全书》归清室缮后委员会接管。
第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阁书归博物院图书馆管理。
一九三○年，图书馆依照《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库书进行清点，统计阁书为三千四百五十九种，三万六千零七十八册，六千一百四十函，无缺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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