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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遭到男子的强暴，被捆缚受辱，不屈而被杀者，则得不到旌表。
因为她们虽然不屈从，但已经失身。
纪晓岚认为这不公平。
这些女人舍生取义，也有一副贞烈的心肠，只不过是她们或者由于身体孱弱而遇到了强悍的对手，或者是孤身而遇到了多名图谋不轨的男人，这是因为她力不能敌，并不是因为她的贞节不牢固。
那些死在强徒刀下的女人，虽然没有保住自己的节操，但与抗节被杀的女人是一样的。
接下来纪晓岚还举了一个例子：这好比那些忠烈之士，被俘以后誓不从贼，但被捆绑上强使他跪拜一样。
你不能说这些人给敌人屈膝下跪了，就没有气节，因为他们也是被迫的。
这样的妇女，应与未被奸污而死节者略示区别，量情旌表。
如果凶手是两个人以上者，女子显然处于极端的弱势，所以应该与强奸未遂被杀者一样受到表彰。
纪晓岚建议这个奏章经大学士九卿科道公议，得到了嘉庆皇帝的批复，认为可行。
这件事看出了纪晓岚对妇女贞节问题的态度，进一步领会他比别人丰富一些的仁心和鼓励贞妇的用意。
纪晓岚在《如是我闻》卷一中转述了一个他的老师许南金讲的故事：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许南金路经阜城县的漫河，时值夏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人困马乏，便坐在路旁树荫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
恍惚之中，见一女子来面前，施礼相拜，说：“奴是黄保宁之妻汤氏，四十年前在这里遭强盗劫掠，我虽誓死抗拒，但因身单力薄，终不免失身被害。
尽管后来凶手被官府捕获并诛斩，可是因为我的清白被玷污，仍然得不到旌表。
阴曹的官吏可怜我一腔贞烈，让我在此地留居，管理像我这样横遭劫难的众姐妹的亡魂，至今已四十年了。
一个来自异乡的乞妇，艰难独行，突然遭遇三个强壮的男人，被捆绑在树上肆意**，除了痛骂贼人以求速死之外，全无别的办法。
我咬着牙遭受玷污，是由于不敌贼人暴力，而并非节操不坚贞。
管断案的官吏对我苛求无度，岂不是太冤枉我了吗？我看您的相貌，像是有学问的人，一定明白事理。
请求您为我申冤。”
许南金正要询问她的居处乡里，却忽然醒来，原是南柯一梦。
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纪晓岚，让他几十年中念念不忘。
他为受辱捐生而得不到旌表的女人请命，和他记住的这个故事不无关系。
对于节烈妇女的表彰，从秦汉时期开始，自程朱理学大倡之后形成定制。
清定国之初，刚入关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节烈观有所抵制和批评，康熙皇帝就曾以“人命为重”
为理由，指出女人殉夫殉节不可提倡。
然而，汉族的这种文化恶疾渐渐地传染了整个社会，到了嘉庆时期，对妇女贞节的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纪晓岚的节烈观，诚然跳不出封建主义藩篱，他要求妇女按“三纲五常”
的标准做个孝女节妇，但是他的节烈观与那些道学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对寡妇再嫁持同情态度，认为“妇人再嫁常事，娶再嫁妇亦常事”
，反对道学家“动以一死责人”
的不情之论。
纪晓岚曾写过一篇《旌表张母黄太孺人节孝序》，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烈易而节难”
的观点。
纪晓岚认为：之所以世人称“烈易而节难”
，是因为“烈”
或激于一时之义，而“节”
则须贞诸百年之久，持之以恒，虽抱天下之痛而不改其志，尤其是对那些死了丈夫又当孱弱之年的女子，要守住自己的节操，几十年如一日，更是难上加难。
这位黄太孺人，是南皮县黄矩之女，儒士张燕嘉之妻。
她结婚刚半年，丈夫即去世，那年她刚刚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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