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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观点。
纪晓岚对《总目》的贡献之三，是完成了对提要稿的“一手删定”
。
《总目》凝聚着众多纂修官的智慧，但经纪晓岚“笔削一贯”
，成于纪晓岚之手，当世已有定论。
如《四库全书》总阅官朱珪所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巨观[10]。”
“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11]。”
纪晓岚的门生阮元、刘权之、陈鹤分别为《纪文达公遗集》撰序，都不约而同地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阮元序中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尾，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12]。”
刘权之序中说：“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学士奏闻高宗纯皇帝，敕辑《永乐大典》，并搜罗遗书，特命吾师总撰《四库全书总目》，俱经一手裁定[13]。”
陈鹤序中说：“我师河间纪文达公，以学问文章著声公卿间四十余年，国家大著作非公莫属。
其在翰林校理《四库全书》七万余卷。
《提要》一书，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异同分合之故，皆经公论次，方著于录[14]。”
应该注意的是，以上撰序的三位门生中，刘权之是《四库全书》馆的总目协勘官。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是一部正统的学术史专著，在“纪昀”
一条中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
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
可谓通儒矣。”
又说：“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
时人或后人笔记中，也多有叙及。
昭梿《啸亭杂录·纪晓岚》：“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
惟纪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澹而雅，人争服之。”
洪亮吉《江北诗话》：“乾隆中，四库馆开，其编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为瞻博。”
张维屏《听松庐文抄》：“或言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陆敬安《冷庐杂识》：“全书总目二百卷，亦公所撰。
说者谓公才学绝伦，而著书无多，盖其平生精力，已毕萃于此书矣。”
李元度《纪文达公事略》：“公胸有千秋，故不轻著书。
其所欲言，悉于四库书发之。”
纪晓岚去世后，仁宗嘉庆皇帝为之撰写的《御赐碑文》中也强调：“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
纪晓岚自己，也直言认可：“余撰《四库全书总目》，力支柱之[15]。”
“余癸巳受诏校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进呈乙览[16]。”
参与《总目》提要初稿的纂修官有三百多名，虽然对提要稿的撰写有规定的体例、范式，但行文详略不一，表达的观点内容也因人而异。
作为总纂官，对这些尚属草创的提要稿进行修改、增删、润饰乃至考辨，还有大量原稿需要重新撰写，推倒重来，其巨大的劳苦与心血付出，自不待言。
将现存的馆臣提要稿同成书后的《四库总目提要》相对照，从评骘意见、篇目内容到风格体例，几乎无一相同之处。
当然，作为一部重要的官修书，《四库全书总目》集中了馆臣的智慧，为之出力最多的，尚有翁方纲、于敏中、陆锡熊、姚鼐、余集、周永年、刘权之、程晋芳、邵晋涵等。
现存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总计在一千二百条以上，是现存分纂官提要稿保存最多的一家。
翁方纲提倡多闻、阙疑、慎言，反对嗜博、嗜琐、嗜异、矜己。
对《总目》划分汉学、宋学的观点也多有异议，这些在他的提要原稿中均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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