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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龙颜一怒，海成之辈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去王锡侯家抓人，株连九族，搞得鸡飞狗跳，可是来不及给皇帝上第二道奏折，朝廷处分的谕旨已颁发下来：
王锡侯以“大逆罪”
，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
律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开恩从宽，改为“斩立决”
。
王锡侯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妻媳及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更冤枉的是江西巡抚海成，尽管他在禁书运动中最积极，成为全国的榜样，仍免不了为这一时的疏忽丧了身家性命，刑部判为“斩立决”
。
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降职为同知，受牵连的还有两江总督高晋，也背了个降一级使用的处分。
其他相关人等——卷首题诗的、作序的，全都一体治罪。
纪晓岚感到困惑了。
如果按王锡侯序言里写的“《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茫然”
，至多算是“狂妄”
，根本够不上“悖逆”
。
以此定罪，无疑是鸡蛋里挑骨头。
至于犯了避讳，其实在所难免。
因为五花八门的避讳实在太多，而且乾隆皇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曾态度明朗地表示过宽容，针对雍正时代多有因触避讳而受罚之事，乾隆皇帝刚一即位时就表示：“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
何以王锡侯案一下子升级成为钦办重案？
馆臣们心知肚明，这个案子是个大冤案。
而且所有的人全都知道，之所以这个案件震动全国，也全在于它是个大冤案。
皇帝的用意再明白不过，像海成这样为禁书建立了卓著功勋的人，尚因为一时疏忽掉了脑袋，看你们谁还敢空言塞责，他宣谕各封疆大吏：“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加拿治[6]。”
王锡侯一案，将全国禁书运动推向了**。
王锡侯案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此例一开，禁忌遂多如牛毛。
墓志铭上因常用“皇考”
作为亡父尊称，竟被地方官指为悖逆。
家祠匾额书“豆登常新”
，也被仇家检举违碍，如是种种，人人自危。
各地官员把禁书当成头等大事，纷纷设立书局，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家，如不交出违碍之书，王锡侯就是样板！
浙江巡抚三宝别出心裁，他把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到各亲戚朋友家里，细细访查，而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以缴书数目多少作为补用名次的先后排序。
各地官员起而效尤，禁书运动从城市一直波及到偏远乡村的每家每户。
过去禁书，重点在于前朝人著作。
王锡侯案一出，查缴范围始扩展到当朝人的著述。
乾隆皇帝谕示：“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理狂谬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
是以旧人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7]？”
由是，从宋元至当代，其间长达八百年之有关著述，均列入查禁之范畴。
一时存放禁书的方略馆书满为患，连院子里也堆得山一样，四库馆臣更加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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