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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案四十三年后，竟有人胆敢将久经饬行销毁之书私自收藏，这个线索引起了地方官的警觉，顺藤摸瓜，查缴《诗外》三十二本，《广东新语》一部，岭南三家合刻诗一部。
且《新语》一种，坊间尚有售卖。
涉案者屈稔浈、屈昭泗被立即逮捕归案。
经多方审讯，皆供称对四十多年前查缴逆书之事并不知情，因那时尚未出生，书是家传，并非重新刊印。
为了鼓励人们献出违碍之书，乾隆皇帝十一月二十日谕示：“恐收藏之家惧于罪戾隐匿不呈，因传谕各督抚令其明白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
屈稔浈、屈昭泗获免罪。
又根据屈大均文中载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谕示两江总督高晋查访屈大均葬所下落，将其衣冠冢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5]”
。
借屈大均遗书案，乾隆皇帝又谕江浙等省督抚：“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
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着传谕各督抚再行明白晓谕，此时即速呈献尚不为晚，不过将不应收藏之书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何可稍存观望，自贻伊戚乎？若再隐匿不缴，后经发觉，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宽[6]。”
后世学人对乾隆皇帝征书、禁书的私意做以下推论：
第一是关于他本人。
康熙时，有雍正与海宁陈氏易子之民间传言，所以后来有乾隆皇帝似汉非满之说。
朝野流传，必有人记载于书，乾隆皇帝想通过采集民间遗书的机会，湮灭此类不美的记载。
第二是关于宫闱。
清代宫闱之乱，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雍正、乾隆之际，就曾下旨，内监等国家政事，不许妄行传说，犯者正法。
宫闱之乱传于民间，也必有人记之于书，所以乾隆皇帝欲借采民间遗书的机会，把这些不美的记载彻底毁灭。
第三是关于宗室。
父子之变，兄弟之祸，骨肉相残，这些丑闻在清代屡见不鲜，流传开来，对宗室危害甚大。
所以要借采集民间遗书的机会，把这些损害宗室名誉的书予以禁毁。
第四是关于种族。
清以满族人入主中国，汉人的反对也是理所当然。
排满的学说散布民间，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所以这一类书籍必须彻底清理。
至此，乾隆朝的文字狱，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乾隆皇帝直接插手《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亲自制定收录标准，决定各书取舍。
除摒弃那些不合标准的书籍外，对所收录的书籍也一一加以审查，一旦发现有问题，即下令予以删改或抽毁或全毁，并且严格追究责任人，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有时一个字出了问题，就会家破人亡。
一时四库馆中，人人自危。
因为出了错就被记过，记过多了就被处分，所以一出了错大家就互相推脱责任，闹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
纪晓岚就写了一首诗，贴在四库馆的墙上：
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
毕竟尊冠何处去，他人戴着也衔冤。
偏偏在这个时候，纪晓岚的长子纪汝佶又因为借债的事与债家发生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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