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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出门看了一次又一次，大臣们才齐集入朝。
乾隆时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的《檐曝杂记》中以亲身经历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勤政：乾隆皇帝每天卯时准时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时，就响一声爆竹，大臣在直舍值班，听到爆竹声由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已到乾清宫。
冬天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值班大臣十多个人，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很疲劳了，但皇帝天天如此。
平日这样，而军情紧急之时，半夜军报到了，也要亲自披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议事。
赵翼说他自己那时负责起草文件，从打稿到以正书誊清，往往一两个时辰，皇上仍披衣等待，不去就寝。
乾隆皇帝的作息规律，六十年没变过。
他以“十全老人”
自诩，不仅期望在武功上超越其祖其父，而且期望在文治上也超越历代帝王。
早在继位之初，他就开设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
同时开馆修书，令将内府珍藏典籍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陆续完成《明史》《皇朝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等大书的编纂。
他一生喜著文吟诗，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
继位三十年之后，他下决心要编纂出规模更为宏大、超过历史上任何类书的大型文库。
另外一个原因，是《儒藏说》的出现。
早在乾隆初年（1736），也就是距开馆修《四库》的三十八年前，有一位山东学者周永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名《儒藏说》，大声疾呼以朝廷之力保护儒家经典，称此事为“艺林中第一要事。”
他认为，古往今来书籍的散失，原因是藏书方法不当。
“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中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
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
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
而保留比较好的，是佛家、道家典籍，原因是建立了“佛藏”
“道藏”
。
他由此指出：“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版印之”
，逐步建立“儒藏”
。
“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流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16]。”
周永年的建议，一直影响着当时的学术界。
周永年，字书昌，济南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平时嗜书如命，曾竭几十年博采旁搜之力，甚至把家产变卖了去购买他自己喜欢的书。
他的《儒藏说》，实成为《四库全书》纂修的先声。
第三个原因与当时的党争与社会思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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